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對自主創新的堅定“信仰”。
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回憶,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成功後,“聶老總緊緊握著我的手說,‘四個現代化靠買是買不來的!’他的話是有所指的。我國只有像這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實在在地幹才行,絕對不能靠買。作為型號副總設計師,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這個遠程運載火箭全過程研製,對聶老總的這句話,我的體會實在是太深了。”
其實,即使在最初導彈仿制時,航天事業的先輩們就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的戰略意義。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說,“如果沒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組建就難以起步,1957年蘇聯也不會改變初衷,向中國提供技術資料。而爭取到外援後,如果放棄自力更生的原則,滿足於不斷仿制,不按科學理論吃透蘇聯產品的設計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在自行設計新產品中,如果不考慮先進國家的已有成果,則一切新的設計思想和理論也難以發揚,自主創新也無法落實。”
現在,堅定的自主創新精神已經傳承給了新一代的航天領軍者們。馬興瑞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加快空間技術發展已成大勢,需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在他看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獨立自主、自主創新的歷史,“自主創新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不懈動力。”
其次,中國特色的航天系統工程思想。
中國航天之所以能夠充分控制風險,實現“投資小、成效大”,在馬興瑞看來,關鍵在於掌握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較注重系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們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大的系統,需要衛星系統、運載火箭系統、發射系統、地面測控系統等多個分系統的通力合作,我們一直有一個航天大系統工程的模式。這一點,我們比其他的行業在工程理念上要先進。”
劉紀原認為這源於錢學森,“在錢老倡導下,我國航天事業長期應用系統工程進行任務的發展規劃、科技管理、大型複雜工程管理,航天型號工程管理等,創立了航天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和組織管理創新三位一體的系統管理方法。”
1999年江澤民同志在表彰“兩彈一星”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指出,我國成功地研製出“兩彈一星”的經驗之一是,“廣泛運用了系統工程、並行工程和矩陣管理等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技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研,要數千人、上萬人協作,組織體系十分龐大。那時候每次搞實驗,全國通訊線路的一半要由我們占用。”錢學森謙虛地認為這是周總理領導下創立的,“那時是周總理掛帥,下面聶總具體抓。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和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的工作方法……這套組織是科學的,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