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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大會是台灣擴展其國際空間的最新進展？ |
中評社╱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芻議，作者：王偉男（上海），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員
‧台灣的“國際空間”可以劃分為“生存空間”和“政治空間”兩大部分。一般而言，大陸並不反對台當局及島內民眾擁有和擴展國際“生存空間”，但反對台當局擁有和擴展其國際“政治空間”。
‧台灣與國際社會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聯繫的密切程度，堪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因此，台灣的“國際空間”並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是由於主觀需要超過客觀現實、從而提出“擴大參與”的問題。
‧當大陸方面打算對台灣放行更多或更重要的“國際空間”時，還必須考慮到未來分裂勢力再次在島內執政、或者島內政治生態進一步綠化的可能情形。
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一直是困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而又敏感的現實問題。當前這個問題主要表現為台當局圖謀參與只能由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活動。雖然馬英九執政團隊提出並實施“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暫時降低了兩岸在這個問題上的對抗性，但這個問題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它仍然是一個涉及到中國領土主權完整性的根本原則問題。我們既要維護好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也要維護好“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國際框架。對大陸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新的挑戰。
台灣“國際空間”的含義
從內涵上看，台灣的“國際空間”可以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廣義的台灣“國際空間”，是指台灣當局及島內企業、社團或個人與國際社會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環保等方面交往的廣度、深度和自由度。廣度，主要是指交往面的多寡，例如，是僅涉及到經濟等單一方面，還是涉及到更多的其他方面。深度，主要是指交往層級的高低和所涉問題的敏感程度，例如，是僅由低級別官員參與，還是有更高、甚至最高領導人參與；是只涉及到一般的民生問題，還是涉及到武器交易或軍事協定等更敏感問題。自由度，則主要是指交往程式的便利程度，例如，台灣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貿易安排、互免簽證安排、台當局領導人訪問或過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活動內容和難易程度、台灣方面相關標誌（如“國旗”）在國際場合的展示情況等。狹義的台灣“國際空間”，則主要是指台灣當局及其主要領導人、相關部門及其重要負責人與國際社會交往、參與國際事務的情況。由於廣義議題的龐雜性，本文主要從狹義角度討論這個問題。
從功能上看，台灣的“國際空間”可以劃分為“生存空間”和“政治空間”兩大部分。“生存空間”主要涉及台灣與國際社會在經濟、文化、社會、體育、教育、衛生、環境、科技等領域的交往，而這些領域的共同特點是與台灣民眾的經濟和文化福利密切相關，且其政治和安全色彩較少。“政治空間”則主要是指台灣當局參與的與其國際政治地位、台海地區戰略格局及與台灣問題有關的大國關係密切相關的國際活動。一般而言，大陸並不反對台當局及島內民眾擁有和擴展國際“生存空間”，但反對台當局擁有和擴展其國際“政治空間”。然而，“生存空間”和“政治空間”有時候也存在相互滲透和重疊的模糊情形，二者並沒有截然明確的界限，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時空背景進行主觀研判。
根據上述界定並結合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把台灣的“國際空間”大體劃分為以下五個類別：
1、台當局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或與大陸的建交國進行政治或安全方面的官方接觸或交往，如官員互訪、正式會談、聯合軍演、訂立盟約等。這是大陸方面一貫堅決反對的。
2、台當局與大陸的建交國以民間名義建立非正式關係，如設立代表處、辦事處等，以處理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民間交往事宜。這是大陸方面可以容忍的。
3、台當局與大陸的建交國進行雖非官方、但具有實質意義的接觸或交往，如現任或卸任領導人到訪或過境停留、自由貿易安排、學術交流、互免簽證等。大陸方面反對其中帶有明顯政治或安全色彩的部分，可以容忍其他部分，需結合具體時空背景加以判斷。
4、台當局參與只能由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活動，例如成為其正式或非正式的成員或觀察員。目前大陸方面的策略是區別對待、個案處理。
5、台當局參與並非只能由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活動。這是大陸方面可以容忍的。
2008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以來，由於兩岸關係的總體緩和，特別是由於馬英九政府提出並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博弈和互動，與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相比確實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這些變化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相結合，對於大陸方面在維護“一個中國”原則下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國家統一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戰。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歷史與現狀
從理論上說，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起，兩岸當局就出現了各自的“國際空間”問題。這個問題一經出現，就帶有強烈的對抗性和鮮明的零和性。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之前，兩岸在“國際空間”問題上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共同堅持“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前提下對建交國的爭奪，其基本博弈態勢是：大陸方面的建交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而台灣當局的“邦交國”越來越少。1971年10月以後，上述變化趨勢開始加速，更多的國家在短時期內與台當局“斷交”，轉而與大陸建交。與此同時，大陸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組織及其活動當中，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也因此越來越成為兩岸爭奪“國際空間”的主要內容。冷戰結束後，隨著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先後與中國建交，世界上主權國家的數目趨向穩定，兩岸對於建交國的爭奪也隨之進入零星戰鬥狀態，主戰場從歐亞大陸轉移並分解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小島國家。與之相應的是，對於國際組織的爭奪主導了兩岸在“國際空間”問題上的鬥爭。目前，兩岸關於“國際空間”問題的鬥爭主要就表現為台當局圖謀參與只能由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活動。
截止2010年5月，台當局與23個國家保持著正式的外交關係，這些國家主要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的一些小國和窮國；在100多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設立了代表處或辦事處，並與美國保持著武器交易關係；正式加入了22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其中比較重要的有4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亞洲開發銀行（ADB）；是11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觀察員，其中包括世界衛生大會（WHA）；台灣加入的非政府國際組織已經超過2000個，涵蓋了國際社會交往的幾乎所有方面；台灣與國際社會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聯繫的密切程度，堪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因此，台灣的“國際空間”並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是由於主觀需要超過客觀現實、從而提出“擴大參與”的問題。
2009年5月，台當局“衛生署”首次以觀察員身份受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是台灣擴展其國際空間的最新進展。近年來，台當局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權力機構（即WHA）做了許多努力，其主要理由就是“衛生問題是涉及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基本人權和人道問題”。2003年的“沙斯”和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以及近年來頻發的手足口病、禽流感、口蹄疫等人畜疫情，成為他們要求參與WHO相關活動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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