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0日電／中國社會科學報刊載作者諸葛蔚東的文章說，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日本的知識階層在詮釋中國社會的變化時，在觀點的形成上也是頗有起伏的。
所謂綜合雜誌，是日本對雜誌的一種獨特的分類方法，指以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進行評述為主要內容的雜誌。綜合雜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如森有禮編輯的《明六雜誌》、福澤諭吉編輯的《民間雜誌》和柳川春三編輯的《西洋雜誌》都是綜合性雜誌的前身。
正是因為日本存在綜合雜誌這種民間的商業媒體，為民意的表達提供了平台，從而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政府的對外決策。如《世界》雜誌作為輿論平台為促進中日邦交的早日達成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世界》雜誌是呼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信息發源地之一。
中國曾是戰後日本人“想象的異邦”
最近在日本剛剛上市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1945—1972》（馬場公彥著，新曜社，2010年12月版）一書對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的形成和變遷的脈絡做了系統梳理。該書在研究方法上尤其以具體考證見長，作者就戰後以《世界》、《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和《現代》等日本24種綜合雜誌發表的有關中國的2554篇文獻進行了分析，論證了日本民眾中國觀形成的機制和變遷的過程。
作者在書中對日本綜合雜誌的考察別有一番新意。日本媒體在戰後經過產業化重組，在一定意義上開始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成為獨立運營的企業組織。從1945年開始，日本迎來了綜合雜誌的創刊熱，其社會背景是因為當時人們擁有一定的政治熱情和對社會變革問題的關注。此後，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綜合雜誌作為公共論壇在輿論的形成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該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首先，從事中國研究、具有發言權的是哪些人或者群體？其次，中國的哪些事項成為被研究對象並被設定為論題？再次，中國觀是如何形成和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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