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美國《僑報周末》4月4日載文《補血與拉肉》，文章說，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在啃硬骨頭的時候，一般喜歡先易後難，但不論順序如何，核心問題早晚要碰到；就收入分配改革而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巨額財富和這些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將是對中國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驗。全文如下：
1945年，搞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黃炎培跑到延安，跟毛澤東有一番徹夜長談。在這次著名的談話之中，黃炎培說，他這輩子看來看去，不管是團體還是國家，一開始因為事事用心，所以“其興也勃焉”；後來環境好轉，於是精神懈怠，所以“其亡也忽焉”。他問毛澤東，共產黨有什麼辦法可以跳出這個歷史的“周期律”。
坦白說，黃炎培對中國歷史的觀察是不夠深刻的。從中國真正出現大一統的皇朝開始，我們可以一一清算，三百年已經是它們壽命的極限了。漢朝雖然號稱四百多年，但實則被切成兩段，西漢211年，東漢則只有195年。可憐巴巴的宋朝，北宋與南宋加一塊，也就三百多年。最為中國人長臉的唐朝，不僅沒有捱過三百年，到了後期，基本就屬於苟延殘喘了。
那究竟是為什麼這些皇朝楞是沒法突破三百年極限呢？真是如黃炎培所說，因為前期事事用心後期精神懈怠嗎？明朝最後一個崇禎皇帝，即便工作中打個瞌睡，也要痛哭流涕，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工作狀態堪比最傑出的勞模，明朝最後怎麼就亡在了他的手上呢？
當崇禎皇帝還在紫禁城裡夙興夜寐任勞任怨時，天下的老百姓喊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響亮的一句口號：吃他娘，喝他娘，打開城門迎闖王！在事關生死的時刻，統治者眼中的刁民、屁民以及卵民選擇了用腳投票，他們在正統領導者與反叛起義軍之中，選擇了後者。
這一現象在整個中國史中反覆出現，其根本原因，並不是黃炎培所說的工作態度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結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