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觀念在普京政府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普京認為，目前俄羅斯復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也應該擁有這樣一個政權體系。普京適當地將權力集中，具體體現在遏制資本權力，對重要行業進行整改，以及全國範圍內行政區改革，劃分了 7 個行政區，聯邦區代表對各區進行監督，並直接向總統負責，這樣國家垂直權力體系得到了強化，來自於中央的指令在地方上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 2004 年，在別斯蘭事件之後，普京決定取消地方行政長官直接民選的辦法，改由總統提名，經地方議會選舉產生聯邦主題行政長官，這將進一步加強國家的作用。所有這一切在普京認為，可控性民主是必要的，強化中央的權力是有利於俄羅斯的穩定和發展的，這一點在俄羅斯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上可以得到證實。而在美國眼中普京加強中央集權的行為是民主的倒退，2006年3月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俄羅斯正在偏離自由與民主之路。就美國而言俄美關係的的底線是俄羅斯民主化進程應當不可逆，越過這一底線則意味著兩國關係性質的變化，這種性質的變化將對兩國關係造成相當嚴重的影響。
因此，對於俄羅斯國內改革方式認同的不同導致在兩國關係上（包括民主化問題上）的矛盾有所激化，這會導致兩國的合作空間不可避免的被壓縮，從而迫使普京政府在制定和調整對美戰略的靈活性上大打折扣。就深層次原因而言，正是俄美在地區性事務上戰略目標的不同導致了兩國在追求國家安全等利益上矛盾難以調和，這也是為什麼在普京兩個任期期間兩國關係歷經冷暖，在經歷了9•11事件之後兩國關係的短暫蜜月期不能長久維繫的原因所在。
普京對美戰略中的國內因素
在普京制定和調整其對美戰略時，諸多國內因素也對其調整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俄羅斯對美戰略的制定基於其國內利益，而國內利益的複雜性和不同利益階層的鬥爭性也決定了俄羅斯對外戰略的複雜性，這一點在對美戰略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首先，國內經濟發展程度是俄羅斯對外戰略最為基本的依託。自普京上台以來，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得到了相當的增強。 2000 年到 2004 年，俄羅斯的GDP增長38.4%，年均增長6.7%，數額達到5823億美元，人均4000多美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5.6 %，年均增長10.6%；外貿額增長1.2倍，達到2780 億美元，其中出口增長1倍，達到1832億美元；國家預算連年盈餘，通貨膨脹率持續下降，匯率基本穩定且盧布開始升值；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加了 63.8 %，職工實際工資提高106.6%，全國月平均工資達到250美元；平均養老金增加120%，達到68美元；貧困線下人口比重從1999年的29.1%下降到2004年的17.8 %；國家外債總額減少1/3,降至不到1000 億美元；黃金外匯儲備迅速增長，2004年底達到1240多億美元。2006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年度記者招待會上透露， 2006 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2005年增長6.7%—6.9 %。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2006年1月31日公佈的數據，2006年俄國內生產總值比2005年增長了6.7%，達到26.621萬億盧布。而在今年4月6日俄羅斯經濟發展和貿易部宏觀經濟預測局局長克列帕奇對新聞界表示，俄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預計 2007 年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6.5%，高於之前預計的6.2 %。並且根據俄羅斯經濟發展和貿易部的最新預測， 2008 年至 2010 年，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將分別達到6.1%、6%和6.2%，均高於之前的預測數。
經濟的發展使得普京政府對國內的改革路線和對外戰略的制定更加地自主和獨立，俄羅斯在 90 年代初期對美國的經濟援助報以很大的希望，甚至一度將國家發展、社會轉型的希望寄託於此，究其原因是俄羅斯國內在轉型時期缺乏大量的資金，然而這一寄託正是給了美國直接和間接地干預俄羅斯國內政治的有效武器，通過提供有條件的援助迫使俄羅斯制定美國所意願下的改革方案和符合美國利益的改革發展政策。在普京時期則情況不然，經濟的發展包括普京本人傾向以及社會階層的大國呼聲使得普京在制定對外戰略，包括對美戰略時更加獨立。早在 2000 年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中就指出了強調俄羅斯跟他國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但是並沒有再將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作為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經濟的發展給俄羅斯帶來了喘息的機會，但從另一方面看，獨立的對外戰略制定意味著俄羅斯在制定對外戰略時更加注重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在某些地區俄羅斯所追求的國家利益和美國所追求的國家利益是相悖的。因此經濟的發展促使普京對對外戰略、對美戰略的調整上更加獨立，實施的行動上更加強硬，但也帶來了俄美關係的相當的變數。
其次，經濟的發展，國內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的穩定程度加深使得普京政府在對美戰略的制定上制約相對減少。自蘇聯解體之後，社會動盪，經濟衰弱，相當的民眾對現實不滿以及部分人對昔日強大蘇聯的懷念使得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思潮流行。這種民族主義思潮事實上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的——在基督教中始終保持著“彌賽亞說”的希望和“末日論”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在俄羅斯基督教中比在西方基督教中更強烈，但是在俄羅斯民族特有的這種俄羅斯的“彌賽亞說”中，天國的、真理王國的純粹的彌賽亞思想被帝國主義的思想和爭取強盛的願望弄得模糊不清了。俄羅斯的第三羅馬意識一直存在於俄羅斯的民族意識之中，因此在葉利欽時期，葉氏儘管試圖通過對西方合作等方式謀求國家利益，然而這種制定政策的獨立性卻受到國內的民眾的大國情結、使命意識和民族主義思潮所制約。在普京時期，普京力圖增強中央集權，制度性改革富有成效，有力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國力的恢復，民眾對現實生活不滿情緒的削弱使得這種思潮相對削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普京政府的對美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間，也正是因為如此，普京政府一些對美策略性妥協退讓的行為並未招致國內更多反對聲音。
最後，普京個人作為強勢總統，在其兩個任期內，對國內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達到了增強中央集權，實現“可控性民主”的目的。在國內普京通過對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等寡頭的打擊，實現了對傳媒，石油，金融等行業的整頓。在實現經濟社會秩序穩定的同時，解決了寡頭涉政及其西方通過寡頭等間接干涉俄羅斯內政的問題。因此普京在對美戰略的實施上可以充分地以國家利益為最終追求目標，而無需受到寡頭等各種利益集團的制約。
調整仍在繼續
俄羅斯對美戰略在普京政府時期進行了漸進而持續的調整，這種調整的突出特徵正是表現為對美戰略中的對抗性因素明顯增強，儘管在 9.11 事件之後俄美關係有過短暫的蜜月，但是俄美關係中的深層次矛盾並未能夠得到解決，美國穩定而持續的戰略擠壓對俄羅斯構成嚴峻挑戰。出於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普京政府的對美戰略中對抗性成份必然增加，而普京政府在國力逐漸恢復，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穩步推進的情況下，雖然國內的種種因素對俄羅斯對美戰略的制定和調整仍然有著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制約因素的影響明顯的減少和弱化，普京政府對美戰略的制定和調整有著相當充分的空間而不必過多地受國內各種因素的掣肘。因此，在普京政府時期的對美戰略總體上較好地維護了俄羅斯國家利益，並且這一戰略的相關特性在可預見的將來會基本延續下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7月號，總第11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