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認為，在七二年的會晤中，雙方提出的世界觀相當具說服力，呈現某種利益與共的感覺。基認為，毛澤東是重視全球均勢的，周恩來的態度也並非完全出於善意，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要掌握長期的優先秩序，斤斤計較小節，則有違國家利益。此外，周恩來在談判中，一點也沒要求美國在中蘇問題上明確選邊。《上海公報》更有個破天荒的特徵，它的內容有一半以上是各自表述雙方在意識形態、台灣等問題上的觀點差異。
基辛格所描述中國領導人的這項外交理念，在鄧小平身上再度重現。錢其琛在二○○三年出版的《外交十記》一書中指出，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決定性的重啟“中蘇談判”的條件，是“將現實問題的解決置於首位，重點由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向了國家利益的考慮，顯示出日後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趨向”。這與美中建交的反蘇策略剛好相反，但卻是體現了新環境下的大格局作為。
談到錢其琛本人，事實上，早在二○○○年前半年，他還是第一個在其副總理任內以領導層次的身份，公開使用“同屬一個中國”的用法，後來也多次講過。當然，以筆者的理解，“同屬一個中國”的用法，“至少”是胡錦濤事先未反對的。這個用法，如果按其辭意，是遠遠超越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江澤民也從未敢擅自變更它。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且將“同屬一個中國”寫入文字。毛、鄧地下有知，想必也全然同意錢其琛或胡錦濤因時因地開創大格局的觀點。
現世的難題，如果放在歷史的洪流中來看，可能比較容易看見它的癥結與解決方案。回顧前面的歷史經驗，當然那些問題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目標與現況都有不同，但是它的意義在於作為歷史“大格局”的“開創性”。兩岸的問題，已經走向和平穩定之途，再向前走，就需要開創歷史的遠見和大格局。
釐清“圖騰崇拜”的界限
要打破傳統的困局，其次必須在方法上有所改變。
對於兩岸“一個中國”的爭論，我們時常可以感覺到，無論怎麼去解釋，除開政治社群，一般外國人總是無法理解在這個問題上爭論的現實意義在哪裡？這是否會讓我們產生一個深沈的反思““政治菁英們是否脫離了真實的社會生活？
對於一個國名、旗號的認同與堅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回溯到原始氏族對圖騰崇拜（TotemWorship）的映像。無論甚麼樣的國名、甚麼樣的國旗國歌，這一切還是原始社會對圖騰崇拜的延伸。從這些圖騰意識堅持與認同的歷史發展中，也給人類同時帶來無止境自我撕裂的痛苦。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Durkheim）指出，作為一個社會象徵體系，原始氏族用圖騰標識自身並與其他氏族區別。氏族成員除了全心護衛、虔誠膜拜之外，在道德上更是聯結起來，相互負有援助與復仇等義務。也正是經由這種社會力量，表現於集體儀式上的瘋狂執意和不由自主的支配力。從黃帝涿鹿之戰開始，傳統中國延續了古老先民的圖騰競爭，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兩岸中國，依然傳承著這樣的堅持。
就人類長遠的歷史經驗來看，無可否認的，對圖騰意識的堅持，自然有其群體維繫的歷史意義與功能，民族國家的存亡絕續，更有賴這種圖騰意識與情感的認同。兩岸對於各自“國號”認同的強烈情感與堅持，正是源自於人類原始本能的傳承。
然而，涂爾幹也說過，圖騰的意義是被添加上去的。圖騰僅僅是一個標誌，而非一個實體，人們所崇拜的只是圖騰作為標誌所象徵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圖騰自身實體的外在表象。就這個意義而言，兩岸對於圖騰意義的國號或名稱的堅持，首先應該著眼於兩岸在族群意義與特徵上的內在聯繫，而不是僅僅執著於語言或外觀上的外在表象。如果祇是將後者所呈現的外在表象作為圖騰意識堅持的無限上綱，而忽視了圖騰崇拜的內在精神，這就扭曲了圖騰意識的社會真正本質與功能，從而使表象的堅持成為虛假的人為塑造。換句話說，兩岸對於國名國號的堅持，就必須慎重思考它的外在形式或內在本質的區別，這也就是外國人所強調的現實意義。
涂爾幹進一步說明，圖騰的確立與氏族的建立是雙向進行的，在個體逐漸凝聚成氏族的過程中，他們的族類認同感也隨之產生，並在特定的圖騰記號上得到體現與寄託。換句話說，一個氏族以何物為圖騰，並非是氏族成員任意約定的結果，也不是部落會議的協商安排，而是歷史演進的產物，亦即圖騰創生的自然軌跡。兩岸社會進入積極互動的時代，正是尋求圖騰創生的契機，一切外加的表徵形式，並無助於自然融合而形成的共同圖騰意識。
此外，台灣內部在圖騰意識上也有一種基進的主張，那是在次級的層面上提出分殊的論述。有趣的是，一九七二年“先鋒十號”無人太空船向宇宙宣示一對男女身形的素描，代表著一種高於國族層次的人類圖騰。從這個意義來說，前者的格局太小，而後者的陳義又太高。兩岸現實需要正視的問題，正是當下“一個中國”爭議的寬廣看待。
澳大利亞總理在北約峰會上向美國總統敬禮，遭受國內嚴厲的批判。APEC領袖們，卻每年一次懷著興奮穿戴異國的新裝亮相。韓國，樂於把蚩尤、孔子奉為祖先。以、巴卻在相同的閃族圖騰下，廝殺兩千年。如此看來，對圖騰的堅持必須重新審視，兩岸也需引以為鑑。
兩岸攜手開創新局
馬英九外交政策理念的整個思維邏輯，類同於錢復主張的“兩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也就是，“我們在尋求建立、維護或改善對外關係上，以爭取‘最佳的’為目標，如不可得，則爭取‘較佳的’”。從這一點來看，即使“外交休兵”，但也沒有違背基本的政策原則，甚至能夠獲致更多的國家利益。因此，馬英九對傳統外交“抗中”的背離，雖然引起一些綠營的強烈質疑，但並沒有喪失他採取變革所可能帶來的邏輯一貫性。那麼，“休兵”，就是指馬英九不搞“過境外交”這一類的奇襲戰術，而北京也不搞“釜底抽薪”這一類的積極進攻。讓台灣的“外交”活動，在解除敵對狀況下恢復常態。
馬英九“外交政策”背離傳承的更重要意義，還是在於它的歷史開創性。兩岸之間的軍事對峙，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接掌政權以後，宣佈停止對金馬外島炮擊，軍事性的嚴峻對抗從此趨於緩和。但是，兩岸的“外交”對抗，甚至還隨著美中建交和台美斷交，日趨嚴峻。然而，馬英九在二○○八年，宣佈了兩岸之間的“外交休兵”，作了一個類似鄧小平歷史轉折性的決定，以期兩岸進入一個和平的時代。就這個意義來說，馬英九的思維，正在嘗試以擱置外在形式化的圖騰爭議，來進入到一個大格局的“外交空間”，藉此扭轉台灣六十年來的“外交困局”。
台灣在“外交”拓展上的國際空間，誠如馬英九所言：“真不是一句艱困可以形容”。這就需要胡錦濤所說的“創造有利條件”，使不可能的問題水到渠成。然而，胡錦濤已經表示過，將考慮台灣追求國際空間的願望。這個善意，似乎是一個好的開始。
馬英九的政策效果尚難料知，馬團隊的執政能力也備受爭議，台灣的政治制度和生態也不會理會這些問題的深層意義。由此看來，馬英九的理念，卻是最需要胡錦濤的理解與認同。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如何呈現與維繫“改革開放”、“和平崛起”、“和諧世界”這三個目標的邏輯一貫性，恐怕還是要以“大外交”的創新格局，和“圖騰意識”的釐清與再界定，來思考處理兩岸的“國際空間”和未來長遠關係。這不僅是一種對當前和平角色的定位，也是一種對歷史傳統的開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8年9月號，總第1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