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國際組織，例如世只貿易組織（WTO）、世只糧農組織（FAO）、一些國際性的漁業組織、歐洲復興發展銀行（EBRD），歐盟成員國與歐洲共同體（EC）均為組織的正式成員。在另一些組織中，例如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世只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歐洲共同體是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如果北京擔心台北的參與有可能造成台灣法理上的獨立，可以“兩岸三席”的方式處理，即北京代表團、台北代表團與兩岸共同體代表團（第三席）共同出現在該國際組織中。兩岸共同體代表團是由兩岸共同組成，它的存在將使得，即使台北以正式成員（或觀察員）身分參與，也不會在法理上造成台灣獨立的法理事實。
第二種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國際法院（ICJ）、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只有歐盟成員國，而沒有歐洲共同體參與。如果兩岸簽署的和平協議中，有保證不分裂中國的條款，那麼在國際法意義上將不存在著兩岸分別“出現”，會造成兩岸分裂的法理事實。
“中華卡”的創立可以作為處理國際參與問題的另一種思考。由於兩岸在憲政上均採“同一性理論”，視自己為中國，因此，持中華卡者在法理上有資格代表整個中國，“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非兩岸政府所能獨享”，這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共識。以聯合國這種高敏感的國際組織為例，北京可以任命持“中華卡”者擔任駐聯合國大使或其他工作。也就是說，這位持“中華卡”的工作人員，可以同時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而無妨，而不是以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為唯一條件，因為他在聯合國內代表的是整個中國的利益，包括台灣與大陸。如果說有一天真的發生了這樣的狀況，我們相信歷史也會永遠讚許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創意。
“中華卡”與“兩岸三席”在國際組織中的運用，可以做更細緻的安排，本文只是提出初步的構想。就功能上來說，這樣機制的出現，一方面顧及到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需求，另一方面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認同也能開始建立，這對於兩岸人民的認同將產生翻天覆地的大轉變。看起來，北京好像做了過多的讓步，但是事實上卻是進了一大步。這也許正是老祖先“能捨乃能得”的另一種現代詮釋吧！
（七）和平框架
兩岸建立和平框架，方能從結構面上徹底為兩岸創造和平與發展的環境。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講話時，第六點即強調“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並“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馬英九先生也多次提及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構想。
兩岸和平框架，應該是個綜合性（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框架，還是個基礎性（以政治為原則）的框架，在中國大陸內部有不同的見解，兩岸和平框架應該以“先易後難”（先其他後政治），還是以“先根後枝”（先政治後其他）為推動原則，兩岸知識社群也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的淺見是，“和平框架”可以是一個“綜合性的框架”，但是“和平協議（定）”最好是一個基礎性的協議，用以規範兩岸定位與走向的基本原則。在推動兩岸綜合性的和平框架上應該“易難並進”、“根枝並重”。簡單地說，不放棄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任何有利機會，也不放棄創造兩岸和平發展的任何有利可能。
先前所提到的“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分認同”、“安全認同”都是屬於創造兩岸認同的範疇，本身可以是未來兩岸和平框架的骨幹，更可以成為讓骨幹更為穩固的血肉，它們就是“綜合性和平框架”的應有內涵。至於兩岸和平協議，本人在中國評論2008年10月號已為建議的“兩岸和平發展協定”作一芻議，請參考，此處不再多提。
本人在“《兩岸和平發展協定》芻議”一文中所提的意見只是一位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希望對兩岸和平發展所拋出的一塊磚瓦而已。有關兩岸和平發展絕非僅是兩岸所可獨斷之事，而為整個中華民族、華人社會都有責任關切發言之大事。基於此項理念，“兩岸統合學會”擬邀請包括兩岸在內的海外華人社會相關知識菁英共同座談、討論以期以中華民族之智慧研擬一有關兩岸和平協議之“民族版本”，以確定兩岸的定位與走向，為未來發展奠定法制面的基礎，俾供兩岸政府參考。
至於未來的和平協議到底要稱之為“協定”還是“協議”，筆者並沒有多少意見，原因在於：一、在法律意涵上，“協定”與“協議”是完全一致，英文都是agreement；二、就中文而言，“定”比“議”強一些。因此有大陸學者認為，在政治意涵上，“協議”比“協定”非正式些，比較適合兩岸的情形，可降低政治的色彩。筆者提出另一種觀點，無論是“協定”或“協議”都是希望兩岸遵守，用較有政治約束性意義的“協定”是否更好？中國大陸不會簽一個不符合本身利益的文本，台灣亦然，因此關鍵在於文本內容，而不在於“協定”或“協議”之別。舉例而言，本人所擬的文本中有“保證不分裂中國”的字句，北京難道會希望這句話不以強烈政治性的意涵來約束嗎？因此，從遵守約定的政治性意涵角度來看，“協定”應該優於“協議”。
結語：民族沒有夢想，不會偉大
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他的世只就可以有多大。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
毫無疑問，中國大陸有強烈的意圖追求統一，對統一路徑的思考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是屬於一種“機械式的安排”，即先統一後統合，兩岸先為一體再培養認同。台灣方面有一群人要離開中國，建立自己的認同，他們的訴求是“強化台灣主體性”，等待的是北京犯錯或中共政權崩解；也有一群人，認為憲法雖然不排斥統一，但是他們對統一沒有興趣，因為他們與中國的認同已經逐漸斷裂，他們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維持現狀，以“兩岸關係物質化”為追求目標，對兩岸關係的認知是，透過兩岸“功能式的合作”，交流可以促進瞭解，互惠可以化解敵意，他們認為兩岸可以透過“功能性的擴溢”而逐漸解決爭議，現階段要的
是“不獨、不統”，只要兩岸關係正常化。
統合理論的研究者早已提出了警告，功能性的交流雖然有助於彼此的關係，但是不必然會增加彼此的認同，有時反而會產生“溢反”（spill back）現象。要讓統合不斷前進的不二法門，就是政治菁英在合作過程中的有效疏導。
從任何一個政治聯合體的統合過程來看，都是大的一方必須扮演主導的角色。普魯士透過關稅同盟，建立一個日爾曼共同市場，最後促成了德國的統一。法德兩個大國做為歐洲的火車頭，帶領著歐洲統合前進。從國際政治經濟學來看，要做一個區域整合的領導者，最需要做的就是釋放“公共財”（public goods）與建立規則。
以上的七項構想，做為民族一分子的七項夢想，有的是兩岸可以齊步努力，例如“文化統合”、“安全認同”、“和平框架”，但是有些部分是中國大陸必須釋放出更大的“公共財”讓兩岸或全球華人參與。相較於德國對歐洲貨幣統合所承擔的責任與貢獻，中國大陸也可以在兩岸的“貨幣統合”的過程中，主動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在“身份認同”方面，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大陸可以考慮跳脫傳統西方的國家思維，而以“中國是中華民族之中國”為基礎，率先發行“中華卡”。在“國際參與”方面，中國大陸更應該以寬廣的胸懷，釋放國際活動空間給另一塊土地的2300萬炎黃子孫。畢竟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只要兩岸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在這個基礎上，沒有甚麼不能談、沒有甚麼不能讓。
“兩岸統合學會”未來幾年，將以呼籲、推動兩岸統合為主要工作。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港澳及美、歐、日、新加坡等華人較多聚居之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期望結合兩岸與華人知識社群，共同豐富兩岸統合的內涵與尋找有效的途徑。經由座談會、研討會、演講、網路、出版品，將理念傳播，共同為促進兩岸和平、推動民族統合而努力，衷心期望所有認同此一目標者，共同參與及支持。
希望讀者不要認為夢想過於天真。人生沒有夢想，不會美麗，民族沒有夢想，不會偉大；人生沒有勇氣，無法前行，民族沒有勇氣，終究衰敗。格局決定了個人與民族的結局，讓我們用大格局來編織夢想，用大勇氣來使它成真。讓我們開始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4月號，總第1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