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狀態需要定性
談論結束敵對狀態，首先要明確兩岸為何敵對，即敵對狀態的性質。
兩岸敵對，始於20世紀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雙方在如何建設中國的問題上政見對立，以致兵戎相見。國民黨敗退台灣，內戰的表現形式演變為兩岸敵對。故兩岸敵對狀態所以形成、存在，根由中國內戰的延伸和繼續。
國共兩黨的黨爭與政爭，是一種早已形成卻在不斷弱化中的敵對狀態。戰爭、流血，曾使國共兩黨間的敵對、鬥爭達到巔峰。自1979年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和1991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來，國共兩黨關係隨著兩岸人員交流、經貿往來的擴大亦在改善之中，直至2005年實現了歷史性的兩黨最高領導人會面。所以，雙方敵對關係雖未正式結束，實已為結束營造了充分條件和良好氛圍。國民黨在台灣重新掌控政權後，人們確實對兩岸早日結束敵對狀態寄予了很多期許。
當然，我們還應清醒看到，兩岸間還存在日益尖銳化的統、“獨”之爭。“台獨”思潮在台灣發端於上世紀50年代，氾濫於80年代。李登輝在台灣主政，其“台獨”意識和行為已是路人皆知。之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在台灣執政，欲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方面則堅決捍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近10餘年的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和面臨危機，非由傳統黨爭造成，而幾乎全由統、“獨”之爭引發。民進黨的“台獨”立場相當頑固，但他執政8年，也沒法完成“法理台獨”，兩岸間的統“獨”之爭，還沒有發展到必須戰爭解決的地步。民進黨又從未止步，尤其該黨執政期間，搞“去中國化”、“烽火外交”、“正名”、“修憲”、“一邊一國論”，步步向紅線逼近。2008年，民進黨敗選在野，作為仍有相當實力的政治力量，其訴“獨”言行更趨挑釁性。故兩岸間的統“獨”之爭還將長期延續，不會消除。
民進黨基於“台獨”立場，一直在把兩岸敵對狀態闡釋為是“主權之爭”，造成大陸欲“武力犯台”、“併吞台灣”的印象。混淆兩岸敵對狀態的性質，是推行“台獨”的必要前提。
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12月31日的講話再次明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終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如此認識，既是給敵對狀態準確定性，也是結束敵對狀態的政治基礎。
結束敵對狀態，是結束一個中國內部兩岸間的敵對狀態，這無疑是對“台獨”的排除和打擊。可以預見，“台獨”勢力將對和平協議進行強烈抵制和攻訐。儘管如此，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簽訂和平協議將是一件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它會向台灣民眾表明，兩岸完全可以找到和平相處之道，國民黨能夠為台灣帶來和平。鑒於目前島內政治生態狀況，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一旦“台獨”勢力和人物再度執政，再次推動“法理台獨”，甚至廢除和平協定，使兩岸間因統、“獨”問題引發的對立重新彰顯，緊張和危機重新回來。當然，這種倒行逆施，必將引發兩岸同胞和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而“台獨”人士也必須想清楚，違背歷史潮流，破壞台海和平，重啟兩岸敵對，將要背負起的歷史罪責。
結束敵對狀態，是事關兩岸同胞根本福祉的大好事，且時機業已成熟，條件大體具備，應該把握機遇，抓緊進行。已有台灣學只友人建議，簽訂和平協議難度很高，時間可能會拖很長，事情是否可循先易後難原則分為兩步驟進行：第一步，國共兩黨通過磋商，達成共識，於適當時機和方式宣佈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第二步，兩岸執政當局進行平等協商談判，達成和平協定。無論一步走還是兩步走，只要有利於最後達成目的，對各種建言都應持歡迎、開放態度，以備參考。
會談身份需要設計
議訂和平協議是政治談判。開始政治談判須先明確談判人和簽署人身份，此乃常識。過去，兩岸為事務性協商設計了可行的模式。現在，兩岸為將要開啟的政治談判身份進行設計已是繞不過的門檻。
由海協與海基會來會談顯然不合適。這兩個機構是官方授權的民間組織，可以互談事務性議題，而無法互談政治性議題。和平協議是事關兩岸關係前途發展的高度政治議題和重大歷史文獻，理應由兩岸當局及層峰人士簽署。海協與海基會層級和權威性不夠。
共產黨與國民黨談顯然也不合適。今天台灣的政治生態同二十年前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國民黨雖是執政黨，但已不能“以黨領政”。國民黨要面對兩岸問題，但兩岸事務已不能作為黨務處理。簡言之，和平協議必須是兩岸最高當局之間的法律性文件，而不能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文件。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顯然更不合適。這等於承認和支持了“兩國論”、“一邊一國論”。此外，“中華民國”問題是一個比和平協議還要複雜和難解決的問題，如果堅持必須“中華民國”出來談，那麼就得先談“中華民國”的問題。難易倒置，最後的結局只能是甚麼也談不成。
政治談判的身份是個問題！此問題現實中已經在考問雙方的智慧了。
2008年5月，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率團隊訪大陸。因在大陸不方便稱“馬英九總統”，而說了一句“馬英九先生”，立刻在台灣掀起軒然大波。
同年11月，海協陳雲林會長率團訪台，在會見賴幸媛和馬英九時，也因不方便稱其台灣頭銜，只能用“你”、“您”稱呼。大陸媒體則使用統一稱謂：陳雲林會見的是“台灣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和“台灣當局領導人”。
馬、陳會之前，“雙方將如何稱謂對方”曾是台灣媒體猜測、關注的焦點。最終，雙方用各自理解、堪稱機敏的方式應對過去。但認真而論，此事只能作為個案來看，而難以作為慣例延用。因為，大陸代表可以拜會“台灣當局領導人”，而不方便拜會“中華民國總統”。這兩個身份之間，有嚴格的政治分只。在大陸代表面前，刻意強調“總統”身份，並不符合對兩岸關係作出的定位。此事換位處置亦然。大陸最高領導人在北京會見台灣代表，身份是黨的總書記，而不是“國家主席”。如若也刻意強調“國家主席”身份，在台灣豈不又要吵翻天？台灣友人可能會說：“馬總統”已經退無可退，如果大陸方面還要堅持較真，只有不見！當然了，馬、陳會如真的為此破局，那豈不是歷史遺憾？我只是想說明，身份問題確實是個重大而棘手的難題。
一次代表拜會，尚且為身份問題而煞費苦心。那麼，面對和平協議相向而坐的雙方究竟是何身份，簽署人是何頭銜，解決起來肯定不會輕鬆，更要費一番周章。
筆者智窮，給不出圓滿答案來。我只能直白地提出問題。而解決問題，需要進行政治設計。只要雙方有誠意，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一定可以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使和平協定偉大工程最終順利剪綵和落幕。胡錦濤已經提出：“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
兩岸學只、智庫諸多賢能之士已經注意到了政治談判的身份問題，進行了有益的研討。台灣和海外多位朋友試探性提出：可否各自設立一個能夠代表行政當局的機構，如，“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北京）”、“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台北）”，並由雙方最高行政領導人出任各自委員會的主席。這樣，談判人是雙方委員會派出的代表，簽署者為雙方主席。學者們認為，如此設計，解決了談判身份問題，也可使兩岸交往中諸多難題迎刃而解。例如，大陸人士到台灣拜會領導人，避免了稱呼的尷尬。反之亦然，台灣代表到大陸，也不必再為身份和稱謂絞盡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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