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先生對中國研究之精深，從那次演講中可見一斑。饒先生認為，歐洲講人文傳統，是在人的發現之後。中國的人文傳統可追溯到一個“文”字，比西方要早一千年。他說，中國人很早就建立起倫理觀念，開始對祖先的祭祀，中國文化靠祖先觀念維繫，形成一個圈子，幾千年延續不斷。但糟糕的是，這也阻礙了我們同別的宗教、別的文化來打交道。
饒先生說，把“人文”二字倒過來就是“文人”，周代銅器裡的文人不是指寫文章的人，而是說具備最高道德的人。我們的古人很推崇這種具有道德力量、特立獨行的人。《易經》中說“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國有悠久的人文傳統，在中國，“人文”既有別於“天文”，也有別於“神文”，最注重的是人世間的道德。“仁、義”是中國人文傳統的最高點。饒先生認為，在文化上，中國人與西方人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國的人文傳統是否還有現實意義，值得中國人認真考慮，也值得全世界認真考慮。
饒先生的蒞臨和演講，為深圳讀書月確立了一個新的標高。
饒先生與《深圳商報》同樣有緣。2001年，他作為首屆讀書月讀書論壇開講嘉賓，演講《中國學術與人文傳統》，其地點即在深圳商報國際會議廳。2007年8月，《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開辟“嶺南風華錄”專欄，饒先生作為受訪嘉賓，欣然題寫欄名。“嶺南風華錄”專門介紹廣東近現代文化名人，全面展現嶺南文化風采。記者告訴饒先生，該專欄目前已經發表文章近40篇。饒先生聽後非常高興，他說近代嶺南人物輩出，這個欄目很好，希望繼續辦下去，越辦越好。
一生好學終成通儒
饒先生知道我們是為讀書月而來，他特向組委會代表和記者出示兩份資料：一份為最新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一本是今年2月出版的《選堂詩詞論稿》。全國古籍規劃領導小組是最高權威學術機構，1981開始設立顧問，饒先生當時即列名其中。饒先生告訴記者，新一屆古籍規劃領導小組人員剛剛調整，他仍是該小組顧問，這也是他最為看重的國內學術界名銜之一。記者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該小組顧問多達40多人，如今這一批人大多作古，現在的顧問名單僅剩10位左右。饒先生自嘲：“我現在越來越老，老得不像話了。”《書經》曾雲：“通會之際，人書俱老。”記者以為，饒先生之老，越老越有價值。《選堂詩詞論稿》由趙鬆元、劉夢芙、陳偉編著，黃山書社出版，是國內研究饒宗頤先生的最新著作。
饒宗頤先生1917年8月9日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一個世代書香之家，父親饒鍔是錢莊老板，同時也是當地著名學人，對佛學和經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王右軍年譜》。饒家“天嘯樓”藏書多達十餘萬卷，為當時粵東最負盛名的藏書樓。饒宗頤出生時，父親期待他能學宋代理學家周敦頤，所以取名“宗頤”，周敦頤曾在廬山創辦濂溪書院，所以饒宗頤又字伯濂。
饒宗頤一生嗜書，手不釋卷，他既是藏書家，也是“用書家”。1935年，年僅18歲的饒宗頤以廣東省立四中肄業的學歷，受聘於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擔任藝文纂修，開始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後連載於1935、1936年《嶺南學報》。1946至1949年饒宗頤擔任總編纂重修《潮州志》。該志及前述藝文志採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精研創新，被譽為“方志史的里程碑”。兩志之外，饒先生還著有《潮州叢著初編》、《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潮州志匯編》等等，這些，又使他成為“潮州學”的先驅。
抗戰開始後，中山大學避敵西遷雲南澄江，饒宗頤因病滯留香港，由此與香港結緣。1939至1941年，饒宗頤協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同時為王雲五主編的《中山大辭典》撰稿。結識葉恭綽是饒宗頤人生的新起點，他由此邂逅清詞，1952至1968年，他任教香港大學期間，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詞學，出版《詞籍考》，與人合編《詞樂叢刊》。《詞籍考》是第一部以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對後來研究者有很大啟迪，30年後由北京中華書局再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