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鋼鐵業為例，作為工業經濟的基礎性原料，其價格的波動將對整個社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近年來，中國房價的上漲，與鋼鐵等建材價格的上漲不無關係。而鋼價的上漲，固然有需求因素的影響，但亦是與進口鐵礦石的高價格分不開的。中國是鐵礦石的需求大國，進口世界一半多的鐵礦石。
然而，由於種種因素，在與國際礦業巨頭的談判中，中國這個需求大國的因素竟然完全發揮不出作用，甚至連“首發價”都做不到，每每被國際礦業巨頭牽著鼻子走，十分尷尬。據悉三大鐵礦石巨頭近幾年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取的溢價高達7000億人民幣。中國鋼企自然要把這龐大的成本轉嫁給其他行業，並最終要消費者付費買單。而高房價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許多人買不起房，這對中國社會無疑會產生相當大衝擊。
現在看來，假若三大礦業巨頭確實通過種種手段，從中國鋼企獲取了生產成本、技術改造水平、經濟技術指標、生產技術參數，甚至鐵礦石談判的對策和底線等關鍵信息，那顯然對其談判“功不可沒”。所以，就鋼鐵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而言，力拓竊密案不能用一般的商業賄賂罪看待，它實質上對中國鋼鐵產業、經濟和社會安全構成了威脅。
當然，中國方面也無須誇大力拓間諜案的影響。在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竊取重大商業情報的現象很正常。儘管如此，從力拓案中也可看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安全因下列特殊情形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形勢。
該保密的沒有保密
首先，在中國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對一些不該保密的、或已經過時的秘密還列為機密而保護著，比如，中國各級領導幹部的住址和通訊地址都毫無例外地被各地列入保密範圍，但是，對一些應該保密的機密卻不能很好地保密起來。這方面的典型就是經濟領域，在其他國家看來是經濟機密的一些東西，中國卻是門洞大開。很多人的經濟安全意識相當差，所以，中國無意中洩密的事情很多。
其次，境外利益集團一般通過在華機構和個人進行利益輸送、政策游說以及商業情報的搜集等方式來獲取中國的經濟情報。政策游說在許多國家都存在，但發達國家一般都制定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來規範游說活動。而中國在這方面卻顯得非常混亂。
跨國企業竊取中國商業機密的方式，一是通過在華外國企業商會舉辦研討會等形式，對國家有關部門的決策施加影響；二是通過在中國的渠道尋找利益代言人。幾乎所有跨國公司的駐華代表，都有在相關部門或大型企業任職的經歷。不僅如此，跨國公司甚至直接在中國政府內部尋求代理人。郭京毅案就是一例。郭是商務部條法司的司長，他在草擬外商購並中國企業的法令時，為外商對中國行業龍頭進行斬首式購並大開綠燈，致使中國經濟安全形同虛設。
第三，由於西方掌握著國際經濟的話語權和規則，為了進入國際市場，很多中國公司主動請國外投行、會計師事務所或評級機構進行咨詢、審計、評級，這當中就有很多核心數據與規劃等重要商業機密被其所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