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陸媒體及網民披露，建龍與通鋼間的“恩怨”由來已久——前者早在2005年就收購了通鋼部分股權，但此後連年虧損，工人待遇下降，每月收入只有幾百元（人民幣，下同），而作為總經理的陳國軍，據說年薪高達300萬元。其間，勞資摩擦時有發生。今年3月，建龍宣布退出。然而看到通鋼開始盈利，離開僅3個月的建龍又殺了個“回馬槍”，同時宣稱將大幅度裁員。這一消息對通鋼員工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他們不願面臨重組後可能下崗的命運，不願失去養家糊口的微薄薪水，更不願失去政府補償的退休金……但在整個重組過程中，誰也沒有與通鋼員工溝通，外界只看到企業方與吉林省政府活躍的身影，而作為企業“主人”的工人卻始終“不明真相”。信息不公開、利益不均衡，以至於普通員工情緒被輕易點燃。最終，他們在事件末尾忽然出場，為重組畫上了一個血淋淋的句號。
應該說，通鋼事件是中國國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劇，更是底層話語權集體淪喪的極端表達方式。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很多人長期、甚至幾代人在一個企業工作，他們的工資雖然較低，但有住房、醫療等福利保障，更有難以割斷的“國企情結”。而在“資本為王”的時代，資產重組總是在資本擁有者之間展開博弈與交易，企業員工的利益往往被架空，話語權往往被忽視。近年來，涉及到大陸企業重組引發的勞資衝突事件屢有發生。但在企業卸掉“包袱”重煥生機的“資本盛宴”中，工人階層卻不能入席，“企業主人翁”便成為一個畫餅。
2005年，中國曾掀起規模極大的國有資產流失大討論，國資流失也成為官商腐敗的同義詞。但事實上，公眾之所以如此反對，不僅在於國資的流失，還在於國有資產的分配不公。因為國有資產的“賤賣”從表面上看，社會財富沒有損失，只是改變了其在社會中的分配，但這種分配明顯偏向了相關利益主體中的強勢群體，弱勢群體則被邊緣化，甚至連其原有的利益也遭到侵蝕，這自然會引發利益受損群體的強烈不滿。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不滿長期被壓抑、堵塞，只能通過刹那間的群情暴發來打通權利訴求通道。
當然，無論追求的利益多麼正當，多麼悲情，都不應以暴力、違法或犧牲人的生命方式來實現。在通鋼慘劇中，既不能實行“法不責眾”（殺人者應被繩之以法），也不能因為重組中的糾紛，就放棄國企市場化進程，更不可漠視工人們的正當利益訴求。在通鋼案中，以及類似國有企業重組案中，工人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應該有自己的代言人，應該有法律保障的話語權。只有建立了正常的渠道，才能調解利害關係，化解可能的衝突。
近年來，中國社會屢屢發生極端維權事件，從跳樓討薪到開胸驗肺，從多地接連爆發的群體事件到群毆致死事件……在這些或無奈、或悲哀、或尖銳的事件乃至衝突的背後，折射出中國社會在收入分配差異巨大、權力與利益分配不均的現實中，不同利益群體的衝突日益加重，一些長期積壓的問題正在暴露出來，社會矛盾有激化之虞。
隨著中國改革正步入“深水區”，社會形態也隨之改變，發展方式也到了一個需要調整的階段。這些屢屢發生的矛盾衝突凸顯出北京當局著眼於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具有了現實的緊迫性，而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其地位是否得到提升，更是檢驗改革成敗的試金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