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華裔科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卻一直沒有華裔經濟學家獲得經濟學獎，甚至連獲得提名都很少，這已經不能從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體制的落後這個客觀原因來解釋，因為華裔經濟學家大都在國外進行學術研究，同歐美經濟學家的學術環境是一致的，為什麼他們也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這裡面或許存在文化的因素。
經濟學儘管納入了數學和統計學等技術性學科，但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的理論並不是一個真理性的亘古不變的理論，這就更多需要經濟學家的“思想”來支撐，用簡單的邏輯來解釋複雜的現實生活，並進而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進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而他們也必然存在中國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等。這種中國文人的通病是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障礙，特別對於生活在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不能擺脫在轉軌期間權力和資本的誘惑，其中國文人的通病將更為明顯。
現代經濟學更加重視“技術性”，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相對受認可的華人經濟學家恰好大都集中“技術性”較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這增加了該研究領域的華裔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包括鄒至莊、白聚山、李龍飛、張俊森和艾春榮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鄒至莊和艾春榮外，其他幾位都是理工科出身，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文人的通病左右著經濟研究的成果。事實上，中國文人的通病對自然學科領域也有影響。西南聯大畢業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恰恰因為中國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揚鑣，給世人留下了不少遺憾。
當然，有規則就有例外，未來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當然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但如果不能擺脫浮躁的學風和文人相輕的習慣，不能更多地關注現實關注基礎理論，就會喪失很多機會，即使獲獎或許也只能集中在技術性更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