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發展中國家引用的“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在這個榜單上，美國高居首席，日本人均12噸，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2噸，都遠超中國（人均5噸）和印度（2噸）。而且依照有關方面的估計，當前大氣當中累計的溫室氣體有80%源自發達國家，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只占餘下的20%。也就是說，溫室效應不只是由今天的排放造成，更有歷史的累積因素，其更多責任還應由發達國家承擔。
發達國家因為已完成了工業化，跨過了高排放的門檻，發展中國家因為仍需要發展，在短期內很難改變能源利用現狀和現有經濟結構。這不僅是技術與資金的問題，同樣也是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分工問題和勞動者就業門檻問題。發達國家在享受“價廉物美”產品之後，再去指責發展中國家對資源的消耗和高排放，告訴他們你應該怎樣怎樣而又不願伸手去幫他們一把，其不引起反感和不滿才怪。
事實上，地球人都知道，三高經濟（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水耗）曾是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跑道”，也給他們帶來過慘痛教訓。發達國家現在力圖告訴發展中國家應繞過這個坎，避免重蹈覆轍。但問題的結症在於：誰來幫助發展中國家突破瓶頸直奔幸福的現代化彼岸呢？發展中國家在缺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條件下，如何解決既要保證人民有飯吃、可就業、盡速富裕起來，又要加大投入解決產業升級的資金和技術問題？
中國當前面臨的難題也正在這裡。作為後進國家，中國本可以借鑒先進國家產業發展的經驗，避免發展給環境帶來沉重負擔，減少對資源的浪費，但人口眾多、技術落後、資金短缺、難以獲得西方世界的真誠合作等等成堆難題還是把中國逼上了“資源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老路，雖不是完全複制西方工業大國的發展模式，但中國經濟在此前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還是付出了沉重的環境和資源代價。
今天的中國站在這樣一個路口：要麼繼續忍痛改革，轉變增長方式，騰飛向前，要麼繼續在低水平上消耗資源，自毀家園。顯然，後者沒有出路。中國其實只有一條路，調整經濟結構，去“重工化”，減排降碳。因而北京當局始終支持聯合國有關氣候問題的倡議，簽署《京都議定書》並在在兩周前公布了中國的減排計劃。可以說，即便是沒有氣候問題，中國也需要改變原有的粗放式發展模式。氣候問題只是加速了中國改革經濟增長方式的步伐。
當然，對於中國而言，減排只是一種手段，決不是目標，中國的減排還得與中國民生的承擔度相匹配，不應以停滯發展為條件。中國降碳，更是在為未來的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