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基於上述認識，近期中國國家發改委已制訂收入分配調節方案，並上報國務院待批。相關人士也透露，諸項改革將陸續出台，但外界輿論對此普遍持謹慎樂觀態度。原因之一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幾經周折不能付諸行動，權錢交易及“灰色收入”大面積存在；原因之二是既得利益者為維護集團或地方利益有令不行、朝令夕改現象嚴重，造成“諸侯經濟”叢生。更何況以經濟發展為工作重心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各個群體和階層都在標舉一個“錢”字，連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這樣的問題都難以根治，僅憑一紙文件改變現狀未免理想化色彩濃鬱了些。
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社會利益分配的傾斜讓一部分先富了起來，而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理想並沒完全實現。不僅如此，30年來中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根據北師大經濟學教授鐘偉統計，中國大陸50個富豪的資產即相當於5000萬農民年純收入，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相當於9億農民兩年的純收入。人民銀行也曾經發布統計信息稱，中國銀行體系總計8940億元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存戶持有。
這些數據令人瞠目結舌，像一柄高懸於頭頂的利劍，讓人時刻不得安然。當然，理論上的差異並不難消除，關鍵是中國的富豪並不像一些發達國家的富豪那樣靠幾代人的財富積累產生，大多是在短時間內“爆發”。更需要看到的是，一擲千金的並不都是富豪，還有許多公職人員，這些人能成巨富並非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他們富裕的方式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力。因此人們經常看到，隨著一批批貪官倒下，一批批富豪便應運而生，以致連使用“公平”二字在中國都變得有些奢侈。
中國先秦諸子之一的管仲有言“上下不和，雖安必危”。這裡的“和”在一定範圍自然是指和氣與和諧，對於一個群體乃至一個國家而言，如何構建這種“和”，調節社會收入分配關係當是要務之一，但需要認識到社會是個大體系，進行任何單方面改革都無異於捉襟見肘。當然，這不是對中國國家發改委制訂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不看好，恰恰相反，與許多膚淺的改革措施相比，這樣的改革更令大多數中國人振奮。畢竟，社會積蓄的問題太多，中國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