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太格局上，中美對抗似正通過中日和南海爭端得以體現。如何準確評估和利用美國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戰略課題。雖然“東亞共同體”只是一個願景，但以這一願景為標誌的東亞整合如何糅合美國因素，既稀釋中日之間的短兵相接，也舒緩美國對東亞整合的戰略敵意，減少美日對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共同戰略需求。
內部重視兩大瓶頸
外交都是內政的延續，沒有內政支撐，任何外部影響力的延伸都是短暫和不穩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是人們沉下心來、梳理中國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瓶頸問題的時候了。
瓶頸可分為兩個層面：一、中國正面臨工業化二、三十年後的普遍問題，即城市化難題、貧富不均、治安惡化、政商結合、特殊利益集團等；二、與洋務運動相比，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層面基本成功，主要標誌是民營經濟蓬勃發展，但另一個難題依然存在，即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制度性框架。兩者輕重緩急不同，但互有內在聯繫。中國目前面臨的工業化產生的負面問題，不是一個純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問題，而是已嵌入到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的深層結構，即如何才能有一套制度性框架，來保障現代化的可持續發展和成功？
在可預期的未來，完善分配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和基本確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是三個不容回避的挑戰。必須看到，政商結合成特殊利益集團已是個日漸膨脹的毒瘤，使政治體制改革更為步履維艱；而政改越是滯後，特殊利益集團就更為膨脹。如何在穩妥和進取之間保持平衡，尤其是以“碎步走”的方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顯然是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們應該思考的。（作者為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