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房地產調控針對房地產商的多，針對購房者的相對較少。多次房地產調控的經驗表明，監管機構傾向於收縮“地根”和“銀根”，同時由於考慮到“自住需求”和各種貨幣政策的因素，往往不願意或者較晚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這樣的調控的問題是，供應量減少，而需求量卻沒有相應調整，容易導致在一輪調控周期結束後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在本輪調控中，政府需要考慮吸取的教訓是，穩定樓市供應是保障樓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為了快速打壓房價而導致供應量銳減，只會導致下一輪調控來的更早。
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幾乎每兩年就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宏觀調控，頻率不僅太多，而且容易導致資源浪費。在本輪調控中，政府應該考慮加大土地供應，並及時地公布來年的土地供應量和樓市竣工量，以穩定市場預期。從目前的情況看，幾乎沒有人能說清全國性的土地供應情況，而從媒體上除了能得到“地王”的消息外，也很難得到相對宏觀的對土地供應的描述，這樣的信息不透明不僅容易讓購房者心慌，也讓很多研究者無法對樓市情況進行準確的分析。
此外，政府也應取消房貸優惠利率等刺激性政策，既然刺激已經見效，而房價漲幅已經快速接近歷史的高位，讓更多的“刺激”留在體內只能導致未來更加迅猛的調控加碼。同時，對二套房貸政策的執行也應該更加嚴格，投資性和投機性的需求容易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這在香港和台灣的市場上已經得到證實。由於通脹率將逐漸回歸到3-4%的歷史正常區間，中國央行也應該調整利率，不僅為了保證通脹不至於失控，同時通過抑制樓市的需求也能夠減輕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需求的“傳導效應”。另外，政府應考慮對二套房徵收房產稅。這對收入分配不均和住房空置高的狀況都有改善作用。
在政策上，中國政府在本輪調控中提出的關鍵步驟是“政策性住房”的建設，這對於樓市調控來說，是正確的也是必需的一步，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來說，也異常重要。我們知道，香港和新加坡超過一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裡，這對於保證城市的正常運行和普通居民的生活來說，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房價逐漸升高的過程中，保障弱勢居民的利益，應該是分內之事。我們的研究也顯示，經濟適用房的提供量與城市房價存在著一定的負相關關係，這表明政策性住房不僅有利於改善一部分人的居住條件，也有利於平抑房價。
在這次調控中，政府也需要考慮目前的政策性住房的已在建的供應量，在“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中，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政策性住房的提供計劃，相信這部分供應將會在今明兩年逐步推向市場，如果這些保障幾乎被嚴格執行的話，我們將很可能看到某些城市集中推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這對於平抑房價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因此在考慮其他政策時，也應該考慮未來一年內可能上市的政策性住房的效果，以防政策調控在一段時間內過於密集地出台，從而導致房產市場過度降溫，影響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