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駐京辦興廢之議題，就這樣被扯入當前中共內部改革與反腐行動中。
查考今日大陸駐京辦之性質功能，大抵類如一國外交駐在之使館，一地商旅聚合之會館。以中國領土之龐大、東西南北之遙遠，各地在京設立聯絡辦事之所，從事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服務等交流活動，本也無可厚非。不獨如此，即便以小說《駐京辦主任》作者所概括駐京辦職能是“迎來送往、招商引資、收集信息、截訪維穩、跑部錢進”，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年代各地爭相發展經濟的背景下，駐京辦恐怕也稱得上“貢獻卓著”。
然而問題不在於辦事機構，而在於如何監管——近身於中央卻又隸屬基層、穿梭於京城而又遠離地方，駐京辦的很多職能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免帶有強烈的舊體制色彩（甚至有明清時代的封建特色），在強調精兵簡政、改革瘦身的公共服務時代，如此類似管理盲區或真空地帶，不免構成危險的腐敗溫床——不是說駐京辦一定“藏污納垢”，但監管缺位之下，而今縣級或開發區級紛紛設立駐京辦，其泛濫之狀豈非河流失去了堤防？
且問題也不在於辦事機構，更在於人員隊伍——駐京辦歷史可謂久矣，其職責所在乃是常作往來聯絡、上下溝通，常有機要事務之角色而無嚴守紀律之約束，其人員從業之要害處免不了“便宜行事”的官場機巧。駐京辦遠離了地方管制而又未在中央視野內，則“三不管”體制下，人員素質、作風、品德，看不到有何一定之規，成了中國行政制度上人與事的特區：同僚、商家、鄉黨、同窗、子女，一概都沾了居京的便利？
這令人想起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對中國政治制度傳統的分析（人稱“錢穆制度陷阱”）：“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日益繁密化的制度積累，往往造成前後矛盾。制度越繁密，也越容易產生歧義，並越發失去效率”。
由是觀之，駐京辦的興廢不只牽涉到反貪腐行動之效果，更關乎大陸各級行政體制——當此駐京辦泛濫，可見行政體系如何“叠床架屋”，並且日漸失去其本應該有的治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換言之，行政資源需要在駐京辦周轉折衝，危害遠大於貪腐現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