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層道德困境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的社會、經濟迅速轉型，中國市場經濟以不到20年時間走完了歐美200年歷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迅速建立了一套市場經濟制度，但忽視了西方市場經濟伴隨的社會背景，以及制約市場經濟負面影響的思想、制度，包括歐美國家的市民階層吸取了宗教的勤勉、誠實的因素。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之前，曾經寫過《道德情操論》。儘管他指出人的自私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但他也強調在發展市場經濟同時，努力維持、發揚人性內部的“同情”和“憐憫”，具有實際意義。
中國人應如何理解這種道德困境？筆者以為，這種困境的本質在於整個社會價值分配失衡造成社會成員的生活態度、倫理觀念的失衡、扭曲。60年來，中國為追求美好社會而不斷展開制度設計，但不論哪種設計，非但沒能實現中國人最初的理想，反倒造成各種新的不平等。
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期間，發展至上主義造成失衡，對道德體系、道德心產生相當衝擊、破壞。整個經濟體系高速轉型，但政府、社會對市場經濟的負面因素，沒能充分研討預防措施。中國人忽視了在建設市場經濟同時，還應吸收伴隨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先富論”的理想與現實差距，給城鄉二重經濟結構的中國又帶來新的裂痕。
目前中國面臨的道德危機，是價值的分配出了問題。今天，中國全力發展經濟，在此期間，政治力量弱化乃至喪失對價值重新分配的能力。同時，再加上中國的市場不完善，中國的價值分配並沒有按照公平的交易原則進行。而且一旦資本完全不受限制地，以自己的邏輯、意志統治社會，那麼，環境污染加劇、社會道德淪喪等“市場的失敗”難以避免。
回顧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發展，中國各級政府全力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是好事。但是，在此過程中出現政治逐漸放棄自己的作為，把自己完全等同於發展經濟的機器，這是道德問題產生主要的根源。
因此，面對道德秩序失衡、重構道德秩序時，中國人應該重新發揮政治對價值分配的作用；中國必須建立一種政治秩序，保證整個社會各種價值（名譽、物質等）在公正秩序下分配。國內最近提倡“不讓老實人吃虧”，其實就是指政治應發揮價值重新分配功能。另外，如何保障法律的公正與權威也是應該討論的問題。只有在道德秩序之下，市場經濟才能健全發展、公正社會才能實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