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給房地產市場帶來了巨大增值空間，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也大大推動了城市建設的步伐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蛋糕做大做甜，已經不是問題，但是正如《蝸居》流行所反映的，這塊蛋糕在不同社會群體間如何分割的矛盾正變得越來越尖銳。
當前中國高房價條件下形成的分配格局，與中國政府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目標背道而馳。在房地產的利益鏈條中，構成政府財政收入的地價款和房地產開發商的利潤取得了大部分增加值，建造房屋的農民工，原來居住在土地上的拆遷戶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通常無力在自己曾經居住或建設的土地上購置房產。有能力購買房產的群體不得不將相當一部分收入用於住房消費，而這些資源大部分又流入地方政府(地價)、國有房地產企業(房價)、國有銀行(按揭貸款)手中。這種再分配效應和“先富起來”群體手中的存量房產的增值一起作用，使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即使不干預房地產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策略，中國政府也擁有充足的政策手段對房價進行調控：中國地方政府壟斷著土地市場的供給，央行和國有銀行主導著貨幣供給，這兩者一緊一鬆的現實恰恰是支持房價快速上漲的根源。
再退一步講，即使政府不直接干預房地產市場，也可以通過重新分配房地產業利潤來增進社會公平。既然土地屬於全民所有，土地增值的收益就應在全民而不是少數人範圍內分享。目前，中國工薪階層及用人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占工資的比例已經居於世界前列。政府如果將房地產業帶來的增值收入用於全民的社會保障支出，也能大大減輕企業和勞動者負擔，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時，通過將北京、上海、杭州等高房價城市的土地增加值在全國範圍內再分配，還可以縮小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差距。
政府擁有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終極權力，能否在住房領域增進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關鍵取決於政府的意志和作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