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近日援引一組美國“富二代”與“窮二代”的收入對比數據指出，背景不同的學生大學畢業後15年左右，來自最窮家庭的學生年收入為67490美元，來自最富家庭的學生則達85842美元，其間相差20%。對於這一數字，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William Bowen解釋，貧困學生在選擇專業時處於劣勢（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等高薪專業學費不低），上學期間因為半工半讀，也會影響功課。另外，因為沒有任何關係門道，求職也到處吃虧，更不用說償還學貸的壓力使他們難以進行“資本積累”。因此，他呼籲加強對貧困學生的獎學金支持，改變“窮二代”、“富二代”遺傳的格局。
而在中國，“蟻族”更別指望能擁有“富二代”80%的年收入。他們需要的只是基本的民生訴求，渴望與其他人有同樣留在大城市的權利，渴望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渴望通過公平的競爭實現自己的理想。只是，當理想遇到現實，他們中的很多人只能在相對低收入的工作中疲於奔命，在艱難的生活中堅強地生活。
許多人建議大學畢業生不要留在大城市當“蟻族”，應該去二三線城市或是自己的家鄉工作。
眾所周知,“蟻族”之所以在歸去來兮之間徘徊，之所以忍受著孤獨與卑微扎堆大城市,決不僅僅因為大城市的燈紅酒綠與高樓林立，更多在於大城市比起他們的家鄉，工作機會更多，工資待遇與教育培訓的條件也更好。“蟻族”們走進大學，留在大城市，已不單純是為了生存，他們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獲得一個超越父輩、向上走的未來，甚至於給自己的後代一個脫離困境的前景。
而離開，也不是解決“蟻族”問題的根本出路。“蟻族”們或許會因為低廉的房價和壓力較小的工作而感到一絲輕鬆，但當回歸成為大潮，二三線城市是否有這麼多就業機會容納他們，房價是否還會繼續低廉？那時又會不會催生出新一批二三線城市“蟻族”？
地區間社會資源的嚴重不平衡才是問題根源。近日，有媒體報道了“上海式貧困”與“北京式富裕”的“相對論”：一個月入5000元（人民幣）的上海外來者因為租房、日常開銷、照顧在農村的家人等問題可能生活拮據；而一個月入只有1000多元的“北京土著”卻因為有房子、有父母“罩著”、受教育更容易而生活悠哉。
這就是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地域差異，這就是地域差異造成的人生不公平。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蟻族”用他們特殊的存在方式提醒著人們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地區間發展的不均衡。大城市飛速發展，農村和小城市卻相對落後。
從人性的角度講，我們理應對年輕而沉重的“蟻族”們給予更多的尊重與關懷，並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與就業環境；從歷史的角度講，在中國社會深度轉型與階層顯性分化過程中，“蟻族”成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只有著力消除城鄉差別、縮小貧富差距，並去除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蟻族”這個獨特的群體自會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