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上回議案明確提出要求人民幣升值27.5%，此次則未提明確要求，而且新議案適用範圍更廣，只要是“匯率失當”（misalignment），就可以啟動談判程序，而未必要達到“匯率操控”（manipulation）的標準。
觀察家相信，新的匯率議案所以定義寬泛，主要是為了給美國立法施壓留出空間，因為多數美國人儘管相信人民幣低估，但到底低估多少，沒人說得清楚。經濟學界對此也是眾說紛紜，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人民幣低估了25%以上。
憤怒歸憤怒，但與五年前相比，美國在處理人民幣問題上面臨的環境更加微妙，匯率問題的複雜性有增無減，迫使美方不能輕舉妄動。
首先，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全球影響力大大增強，奧巴馬政府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人民幣問題與伊核問題並非兩個毫不相幹的議題。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心明顯增強，在國際事務中說話底氣十足，對來自外部的壓力說“不”的態度更加堅決。
其次，美中大國的利益交織和互相依賴程度大於五年之前，消費過度的美國需要靠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中國來維持低利率，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美中雙向投資日增，中國在全球經濟復甦中起火車頭作用，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對於美中經濟的正負影響與利弊得失，很難估量，很可能是兩敗俱傷。
現在美國財政部選擇了外交手段。蓋特納表示，希望通過5月底的第二輪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和6月底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的討論，推動中國匯率機制更具靈活性。這一招在“中國通”鮑爾森當財長時用過，即通過對話而不是威脅，敦促中國更快地邁向匯率市場化。事實證明，悄然外交的手段是有效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從2005年中到2008年中升值了21%。
觀察家普遍預期，隨著中國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中國可能在今後幾個月內恢復參考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機制，放寬人民幣波幅的限制，人民幣可望小幅、逐步升值。這樣，中國既可主動、可控、漸進的原則自主改革匯率機制，又不至於對中國出口和就業帶來大的消極影響，還能適當緩解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政治壓力，可謂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中國總理溫家寶談到中美關係時多次強調：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遏制好，夥伴比對手好。在人民幣問題上，何嘗不是如此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