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更願意從公共而不是從個人的角度對待這些悲劇。從社會理性的意義上說，自殺雖是公民自我放棄生命權的極端的最後選擇，但公眾總是希望能通過外部世界的變化引導那些有抑鬱、焦慮、自閉等情緒的人不要放棄，希望政府當局、社會各界、援助組織、媒體輿論以及心理干預機構能夠充分調動外部資源，使得準備自殺者放棄行動。儘管到目前為止人們還看不到有效地阻止自殺現象的理論和實踐，但社會責任和人類共同價值要求我們給出回答。儘管，這可能是又一種無奈但又是必須的努力。
在這宗連環自殺事件中，有關中國大陸出現勞資矛盾、新一代農民工和“90後”對抗社會壓力方式、社會重大轉型期如何平衡並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協調等議題紛紛登台——這些都是很有反思價值的。連環自殺事件，正如前段時間的連環校園凶殺案一樣，不是偶然的或個體的現象，有其社會的深刻背景。對於社會問題，也只能從社會的角度，從治本的目標出發，去尋找最終的解決方法。如工人維權意識的覺醒，工會組織的壯大，這是疏導社會焦慮、營建公民社會之必需。
但當務之急，社會更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如何避免悲劇的進一步蔓延，在第12跳、第13跳發生之後，社會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跳樓劫”了。要阻止悲劇的繼續上演，還必須關注個體的生命訴求，緊急加強相關的保護措施。同時，籲請大眾媒體不要再放大“維特效應”，回歸社會的公共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