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貿易盈餘國的儲蓄過剩和發達國家的過度舉債使國際社會頻頻糾結於匯率錯配問題。中國國內隱現得通脹壓力和惡化的貿易條件為貨幣升值提供了內在動力，但對出口部門壓力的關注和國內政治的擔心使得決策者遲遲難以行動。美國則夾在弱勢美元的貿易優勢和強勢美元的融資保證之間任由匯率問題被政治化。人民幣升值或勢不可擋，但目前雙方的顧左右而言他卻不失為適時之舉。
然而，如果放眼於未來，意識到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重要性就遠非市場經濟地位和匯率問題能決定了。
一方面，現有世界貿易體系的正當性正經受全球經濟秩序調整的考驗。多哈貿易談判一推再推，全球千年減貧目標不進反退，貿易全球化過去數十年帶來的進步正一點點被逐步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侵蝕。中美兩國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達經濟體，兩者同為全球貿易的收益國。與其把精力放在研究一個未必完美的貿易體制中的市場經濟地位，兩國有更多理由來共同設計和推動國際社會建設一個更公平和自由的貿易制度，使基於全球分工和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能為全球可持續增長提供源源動力。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體制急需進行重大變革。在國際社會就金融監管改革達成廣泛一致之前，倉促的改變雙邊匯率不僅不能消除危機反而可能衝擊各國金融市場，阻礙實體經濟復甦。事實上，中美對話之前美國剛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已暗示中美關係已然超越匯率之爭。
該法案的通過確認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在發達國家金融監管不足而非發展中國家儲蓄過剩或匯率低估。如何重建全球金融監管確保危機不會再次發生是國際社會必然的共同核心利益，中美對此各有擔當。而中國進一步發展和深化金融市場的需求與美國有效監管其全球化金融機構的當務之急足以使人相信中美財政高官和央行行長齊聚北京的時候決不會僅僅為了對話而對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