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雙方都對中國寄予厚望，使得北京獲取了許多關鍵權利。不過，在外界的一片追捧聲中，北京對自己可能發揮的新角色卻顯得猶豫不決，說得更準確點，是有些不太情願。一直以來，北京安心於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專注於內部經濟建設。對於外部權爭，中國甚少介入，即使介入，也是盡量放低身段、柔和處理。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更為嚴峻、更為急迫的挑戰來自內部的虛弱與貧困，來自艱巨的國家現代化任務。中國上世紀80年代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外部和緩措施，都是著眼於內部改革這個首要目標的。
實際上，不僅中國政府，中國的民眾對參與外部事務的興趣也不大。很多中國人都對北京的外部投入感到迷惑不解，認為政府應該把寶貴的資源應用於國內，解決急遽擴大的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這些長期淤積的社會公平問題。此外，還有一種主流的聲音認為，並非中國不願意發揮大國責任，而是根本就沒有實力發揮，北京要謹防跌入西方所精心設計的“溫柔陷阱”中。
這樣，在外部要求與中國實際發揮的角色之間，勢必存在巨大的落差。很難想象，中國會循著其他國家所預設的道路將自己拖到舞台中央。當前北京可能更願意發揮有限的地區性角色，即謀求推動東亞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帶動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活躍的經濟外交。只要目前的外部環境繼續有利於這種經濟戰略，或者國內市場能夠提供強勁支撐，中國就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外交策略。
當然，在全球化格局下，一國的角色並非自身所能完全主導。當北京決定繼續奉行開放政策，將中國一步步更深地融入國際體系時，就會發現越來越難以嚴格區分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在責任與意願之間，北京需要清醒認識，力圖取得一個平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