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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羨林 |
中評社北京2月5日電／我和季羨林先生有緣見過一面，當時他的頭頂上還沒有被罩上“大師”光環。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一個周末的晚上，地點就在哈佛大學教授趙如蘭（趙元任先生之女）的府上。那裡經常舉辦文化沙龍，匯集了不少來訪的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學者，以及我們這些近水樓台的中國學人。當晚的主講好像就是季先生，但內容和題目是什麼，我現在都已經回憶不起來了。留在腦海中的只是他和我在開場前的幾句簡短交談。
由於到的較早，客廳裡只有他和我，以及一兩個我不認識的客人。在我簡短恭維了一句他的學術成就之後，他忽然開口，說他1949年以後毫無學術成就可言，並且推己及人，將這話題涵蓋到整個文科的學術活動，說在那樣一個僵化荒謬的思想框架下，還怎麼可能有學術的發展和成就。我當時聞言心裡大驚，想不到他會在幾個素昧平生的晚輩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與和他同輩的費孝通先生當時那種積極與官方保持一致的立場態度，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和反差，讓我眼前一亮。我在第一時間裡的第一反應，就是聯想到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態，說自己以往一切著述都該付之一炬。當然，兩人的話，在內容和性質上是截然相反的。
由於有過上述一面之交，對於後來他在90年代和本世紀裡被逐步捧為國學大師後的眾多傳聞，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禮的新聞鬧劇，我都很難把它們與我在美國劍橋見過的季先生統一。在季先生仙逝以後的今天，當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架上邂逅一本由中國城市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羨林隨想錄（七），天下第一好事，還是讀書》時，便毫不猶豫地拿起，借回家中細看。
這本書雖然只有短短234頁，而且內容上有許多重複，但看著看著，一個栩栩如生、真實可愛的作者形象，就開始在我腦海中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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