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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韓國首都首爾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晤。 |
中評社香港3月21日電／美國凱托學會網3月19日載文《美國領導人從中國崛起中得出錯誤的經驗》，摘要如下：
如果模仿是最真心的恭維的話，那麼美中關係可謂充滿善意。以這個標準來看，2010年是美中兩國互相欣賞和互相尊敬的一年。中國官員努力培養美國式的自主創新，而美國決策者們則在大聲稱讚產業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從模仿另一個國家的政策中獲益——但獲益的不是美國。
中國人把注意力轉向創新是對的，這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至關重要。但自上而下的命令不可能孕育出創新。除了其他重要條件外，創新需要一個重視標新立異的社會氛圍。然而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的經濟模式中，標新立異並不是一個顯著特征。只有改變這種狀況，中國才能努力攀登上全球價值鏈。
但至少中國官員知道他們的經濟需要什麼，這比美國輿論引導者和政策制定者要好得多，後者似乎決心把美國經濟送進產業政策令人窒息的懷抱裡。“如果產業政策對中國人有用，那麼它對我們也有用”——這似乎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信念。
弗里德曼寫道：“—黨專政無疑是有缺陷的。但當執政黨由一群相對開明的人領導時——就像今天的中國那樣——它也存在優勢。一黨專政可以克服政治上的困難，推行在21世紀帶領社會向前發展所必需的重要政策。”
這是一個差勁的類比。僅僅因為產業政策可能幫助中國經濟迎頭趕上擺脫過去兩百年來的頽勢，並不意味著它是憑借技術、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獲得成功的美國經濟的正確發展路線。中國領導人可以從美國的成功和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但對一個堪稱科技先驅的經濟體來說，惟一被證實可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注重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