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這些問題的源頭，大學校長普遍認為，大學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禍首之一，而大學校長的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他們提議對大學進行“去行政化”，包括逐步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他們認為，大學的根本弊病在於將大學當成了行政機構來管理，大學的書記、校長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員，“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校園，不僅存在於學校管理層中，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沒有什麼話語權，只能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投身官場謀求出路。
朱清時警告說，最近十多年來，雖然國家名義上在實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學教育的行政化其實愈演愈烈，有真才實學的教授，越來越難以發揮聰明才智，而一些擁有權力和地位的“大腕”則把持了大學講座的講壇。
大學校長的行政評級，已將他們矮化為政府教育部門的附庸。教育學家、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西方國家的大學都是盡其所能地與政府部門保持距離，中國大學卻是拼命去討好教育行政部門。在核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前校長楊福家看來，現在至少應把大學體制恢復到解放初的情況，那時大學管理者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像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這樣的名校的校長，社會地位都要高於部級幹部。筆者的受訪者普遍認為應該效法西方，通過招聘和遴選產生大學校長，而不應經政府任命，從而使高校擺脫行政系統的操縱。
大學校長的另一項呼籲是，應該將大學還原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擺脫外部控制，使大學教師成為學習的真正主導者。在這個方面，大學校長們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張“教授治學、校長治校”，但總體上都主張讓大學回歸它的學術本原，成為一方獨立超脫的淨土。劉道玉說，西方的大學從中世紀誕生起，就是一種學術共同體，既不受教會主宰，也不受政府干預，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大學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號召向發達國家學習的中國，怎能只學皮毛而不學精髓？
面對大學與商界、學術與金錢日益交織的現狀，大學校長們還就一個問題大聲疾呼：大學一定要同市場保持距離。筆者採訪的很多校長都表示，一些人誤認為大學辦企業是美國的經驗，但其實在那裡，學校與企業等盈利機構之間是截然分開的。而在中國，大學以所謂的“教育產業化”為由想方設法創收、忽視教育質量而一味追求金錢的傾向已十分嚴重。例如，章開沅痛心疾首地說，高等教育進入了新一輪“大躍進”，大學成為重災區，大量教師把精力用在爭招生數額、項目經費、科研課題、學位授予點上，根本無心考慮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
中國大學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資源可供借鑒？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受訪者均認為，現代大學已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體制，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國應從西方發達國家吸取經驗。劉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學體制總結為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四種模式，雖然在不同模式中，政府與大學的親疏關係各有不同，但各個模式均堅持依法、依章程治理大學，以及思想自由與學術自治。有了更好的大學管理制度，中國才有希望出現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師。
總體而言，這些中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所主張的，並非多麼玄奧的理論，在許多發達國家早已是社會的普遍共識。但自筆者完成這些採訪至今，還未看到現實中的大學教育體制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反倒是僅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裡，高校界又出現一些新的爭議話題，例如北大擬對“思想偏激”的學生進行會商，又如青年學者熊培雲在外經貿大學的演講被一位學工幹部“砸場”。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中國高校的自由空間也將萎縮嗎？
幾天後，清華大學就將迎來它的百年誕辰，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值得記錄的時刻。清華百年校慶正值北京初春，萬物吐翠，難道我們的大學還要堅持某種“主流價值觀”，對那些“偏激”的思想和“特立獨行”的學生莫名恐懼嗎？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大學還能堅持“兼容並包”的精神，使大學成為社會的精華所在、良心所歸，難道這些精神我們今天還不能堅持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