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還有一些反思言論主張立法獎勵見義勇為者，懲罰見死不救者，持此觀點者包括一些著名律師和學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事實上，早在“小悅悅事件”發生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醞釀此事，例如貴州省在今年啟動了《見義勇為獎勵和保護條例》的立法調研工作，廣州市人大則準備修訂1999年通過的《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為見義勇為者設立最高獎勵額為人民幣50萬元的撫恤金。表揚見義勇為者可以理解，畢竟這是善舉，但是一旦與金錢掛鈎，恐怕會引起更大的道德問題。
再者，此事引起的反思能否持久，能否深刻是另一個問題。“小悅悅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社會的反思，中國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恐怕是主要原因，一旦發生了別的新聞事件，媒體受眾的注意力也會隨著媒體關注重點的轉移而轉移。同樣的，廣東官方就此事自上而下地發起對社會道德現狀的反思與討論，也會隨著時移世易而告一段落。這樣的反思，即便是全社會性的，也是一窩蜂式的，意義不大，因為反思得不夠細致，不夠深入，不夠成熟，更不能產生足以改善社會的力量，罔論扭轉道德滑坡的勢頭。
“小悅悅事件”雖然掀起了關於社會道德的討論，但社會道德終究還是要以個人道德修養為基礎。兩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說過“要實現仁德，須要從自己做起，而不應要求別人去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話，這是非常深刻的。而從這一系列的反思言論看，反思者或是歸咎於媒體，或是責難於制度，或是不滿社會麻木不仁，或是批評法律不夠周全，唯獨從自身的角度對此事進行自省和反思者極之罕見。這個現象恐怕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