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不少喜歡打造政績工程的地方政府樂意在城市化快速進程中尋找經濟增長的附加值，而農村就成為他們眼中盯住的目標。在一些地方官員氣勢如虹的沙盤作業中，許多村子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城市的“街道”，不少地方出現了趕農民上樓、進城的怪象。相應的則是城市面積在擴張，GDP在增長。有報道說，在中國662個城市、兩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1/5的城鎮建設存在諸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高爾夫球場”和“百里長廊”等政績工程，其主要資金來源是政府負債。
正如有大陸媒體評論指出的那樣，當仔細檢視數字之後聳立的事實，就會發現在一些地方，農民只是名義上、理論上轉化成了城里人，與之相應的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生活保障卻沒有到位。他們戶口本上的身份已經是市民，卻並沒有完成經濟形態、社會管理以及個人素質方面的全面跨越，他們仍然只是城市的邊緣人群。在這種在粗放式城市化的浪潮中，有些農民還沒能享受做市民的樂趣，就遭遇了生計方面的困難：原先當農民的時候，他們吃穿用度開銷都著落在土地和林木上，現在失去了土地和林木成為市民，並沒有憑空生出其他的謀生技能，其收入一下就失去了保障。
世界城市化進程中曾普遍出現過“貧困窟化”。由於貧富分化帶來的各種“蟻族蝸居”、“民工群居”、“貧困階層陋居”等現象，在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中正在不同程度地發生。如何應對一個困難的“城市貧困化”現象，值得反思。
從本質上來講，城鎮化的進程是既是經濟發展的標誌，也是源於經濟的發展內生動力，應由市場去完成。而如前所述，在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中，摻雜了太多的非市場因素，因此其代價也特別高昂。 因此，中國在慶祝其推進城市化、改善民生的過程中，也應尤其注意城市化帶來的中國式難題——勿讓農民成為城市化的犧牲品。
中國的城鎮化不應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應是人的現代化。具體而言，是千千萬萬來自於土地的新市民的成為真正的社會公民。這些新市民，不僅僅獲得城市的名分，還應該讓他們獲得價值，獲得尊嚴，這才是城市化的最終目的，否則，產生的只是城市的異化和人的異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