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動用戰略的地方。對華關係的戰略管理者們現在不得不應對財政部不斷向中國出售債券的興趣，農業部向中國出售更多小麥的願望以及美國海軍購買更多船只進行威懾的需求。除此之外，對中國感興趣的國內選民——從企業主到宗教團體——數量不斷增長，這相當於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依賴程度增加。美國將如何對待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人民幣幣值低估的問題？西藏問題？
儘管美國加深了對該地區更多國家的承諾，但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還是削減了與該國外交努力相匹配所需的資源。例如，他放慢了購買急需的F-35聯合攻擊戰鬥機的步伐，縮減了海軍水面艦隊的規模——這兩者對於在太平洋的力量投射至關重要。這是典型的“戰略擱淺”，承諾與資源不相匹配。擱淺是危險的，因為它削弱了威懾——侵略者可以清楚看出美國何時不具備履行承諾所需的能力。更加嚴格地控制戰略制定過程，謹慎地保持目標、方法和手段的平衡將避免這種情況。戰略選擇應當條理清晰。例如，要麼美國減少對盟友的承諾，從而削弱其政策的遏製作用，要麼它確保在加深承諾前就準備好足夠的資源來兌現承諾。拜登可能與習近平關係友好，但拜登在制定重大戰略上並沒有發揮太多作用，以往都是中國帶頭制定重大戰略。
對確保遏制與接觸措施相輔相成來說，重要的是好的戰略，而不是關係外交。例如，有效威懾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侵略加強了美國鼓勵和平解決那一地區糾紛的努力。一旦北京相信恐嚇其他國家不會實現其目標，它就會改善與華盛頓的接觸。最終，美國政策必須設法讓一個負責任的中國感受到其作為一個大國受到歡迎，同時成功威懾中國改變現狀的意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