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支持國內改革的觀點強大而有力。對於任何既想保持增長、又想在生產力方面努力趕超富裕國家的經濟體來說（這一定也是中國的願望），活躍的金融市場都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元素。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近日的一份研究中指出：“實際存款利率為負，這不僅使家庭承擔了一筆高昂的隱形稅款——這些家庭是銀行業系統的主要淨儲戶——還引發了住宅領域的過度投資。實際貸款利率為負為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提供了補貼，因而不利於實現以輕工業和服務業為傾斜對象的經濟重組目標。”*
然而，拉迪也知道，這套扭曲的金融體制是一套更廣泛體制的一部分，後者起到的作用在於對儲蓄徵稅、促進投資和抑制消費，導致了大力干預外匯市場和大舉積累外匯儲備的行為。改革的更深層次原因是，這套體制已經不能對理想的發展模式起到有利的作用。然而，該體制在經濟中已經根深蒂固，要對它加以改革，在政治上勢必充滿艱險，在經濟上還可能引起動蕩。一個根本問題是，這樣的改革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即便可行，十之八九也將是緩慢的。
接下來，中國央行提議的開放措施將如何沿著謹慎改革的路線推進？針對未來5年所構想的提高資本流出自由度的舉措，很可能會部分取代積累外匯儲備的行為。然而，如果把此舉與提高實際利率的提議相配合，中國的儲蓄和經常賬戶盈餘可能會激增，使外部收支狀況惡化。
這一點表明，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將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儲蓄總值的年增加量遠多於3萬億美元，是美國儲蓄總值的1.5倍以上。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全面融入世界，勢必會在全球產生巨大影響。中國金融機構的規模目前已是十分龐大，在未來十年內，它們幾乎肯定會位列世界前茅。只消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日本融入世界後發生的金融內爆，你就能意識到其中隱含的危險。所以，我們應該為中國行事謹慎而感到慶幸。
中國經濟朝著更均衡增長的方向轉型，關係到世界的重大利益，中國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和開放的方式，同樣攸關世界利益。大量的政策需要協調，特別是在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和外匯制度領域。如果處理得當，在當前這場高收入國家危機結束後，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就不至於緊接著爆發“中國危機”。不然的話，即使是中國人也可能對局面失去控制，從而造成破壞性後果。
中國央行拿出了一份切合中國和世界需要的改革時間表。然而，要想實現目標，從現在起就必須對改革的各種影響進行全面的討論。中國的政策不只是關係到中國人。這就是成為超級大國的意義所在——對此美國也應該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