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唐慧為女洗冤，天經地義。對一個只想還女兒一個公道的母親，永州市警方何至於輕率下此重手？動輒給上訪者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帽子，試問，是擾亂了哪位官員、哪個機構妄圖構建的“特別秩序”？唐慧的行為縱然有過激之處，誰能說那不是被形勢所逼？若非訴冤無門、正常申冤渠道不暢，誰願意以如此傷害自己尊嚴的方式來討回尊嚴？
目前，湖南省政法委牽頭的調查組進駐永州，對“強姦”、“假立功”、“嫌犯與警界人士關係”、“勞教”等相關方面進行複核。唐慧的勞教決定被依法撤銷，唐慧可以回家了，民間情緒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複。但我們在為唐慧案出現轉機而欣慰時，卻同時也為此案暴露的社會維穩漏洞而憂慮。
從廣東烏坎事件、山東陳光誠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到當下的唐慧案，以及其他性質相似、關注度也許沒這麼高的社會治安問題，中國所上過的社會維穩課已不在少數。但總結起來，採用的卻不外乎“鬧大事情、驚動高層後派工作組進駐調查”的處理模式，不僅顯得太過被動，也缺乏效率、普遍適用性與可持續性。
面對當前中國矛盾多發、訴求多元、民眾維權意識高漲、信息傳播助推事件發酵、事態發展極易失控的轉型期，中國亟需站在“頂層設計”的高度展開一場維穩攻堅戰，從根源上革除誘發不穩的病灶，從制度上防範“越維越不穩”的怪圈。正如曾經處理烏坎危機的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所指出，這包括：改變“一些政策法規陳舊過時甚至不合理、對權力的監督約束力度不夠、民眾依法有序表達訴求的渠道不暢等”的現狀。
這是基於兩個考慮：一方面，慣用的並不等於最優的，從高密集的維穩事件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維穩“游擊戰術”顯然已力不從心；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觀念變革具有滯後性，目前地方執政思維與最高層呼籲的社會管理創新仍大有脫節，等待地方觀念的自動成熟恐怕等不起，必須通過制度的建立完善來倒逼地方維穩觀念盡快步入蛻變的軌道。
其實，“頂層設計”不過是個新筐，折射的依然是中國社會長期積累的老毛病：法治建設跟不上現實的變化，如勞教法這種富有爭議的陳舊法規依然存在；地方權力高度集中又缺乏制約，權力機構在轄內“小王國”壟斷話語權，因此滋生了執法不公、粗暴執法的醜惡；官員信奉“能壓下就有兩下、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的庸俗哲學，習慣性將民眾表達訴求視為對秩序的威脅，於是唐慧們就難以走通“制度維權”、“法律維權”之路。 這是唐慧們的權利困境，也是地方執政的權力困境，更是中南海的維穩困境。一條崎嶇的維權路，唐慧走了整整6年多，她的抗爭，能否成就後人之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