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這種事權與人權的錯位，一些不懂教育、不懂教學的官員往往被安排到學校擔任校長等職務，導致學校教職工積極性受打擊，教育教學質量長期低下，不穩定因素不斷發生。近幾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指責大學內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權力淩駕於學術權力之上。
可以說，校長作為一種行政職務對學校發展具有負面效應是毋庸置疑的，學校政府化、校長官員化讓學校失去自主性，成了政府的附屬機構。因為權力決定資源分配，那些有學術成就但沒有一官半職的教師，想申請課題、評定職稱都會比較困難，所以，在大學里出現了不少教師爭著當官的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行政權力本身還可以判定學術水平的高低，更是強化了行政權力的作用。一些大學在行政級別提高的同時，教育聲譽與學術聲譽卻直線下降，大學精神加速迷失。一些知名的中小學因為行政級別提升，聚攏了更多的師資力量，加劇了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
因此，推進教育去行政化已經刻不容緩，它事關中國的教育能否均衡、可持續發展。只不過，統一取消行政級別或許容易，但去行政化卻非一日之功，改革推進的障礙也非常多，關鍵是，能否找到一個突破口，把本屬於教師的教育權利還給他們。這個突破口，或許就在重點學校。
一般認為，重點學校都是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讓改革改到自己頭上，這似乎很有道理。但換個角度，如果改革沒有損失，甚至受益更多，那阻力就小很多。重點學校師資力量充沛，教師們有條件施展才華去教導孩子，把招多少學生、用什麼教材、選誰來當校長這些權利還給他們，讓家長和學生來檢驗教學的好壞，促進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回歸。
當然，教育去行政化只是事業單位改革的一部分，醫院、文化等機構去行政化也在同步推進。只有從根本上去除官本位思想，找好突破點，改革才會治標又治本，破除對人才的羈絆，實現科教文衛事業的大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