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門”和托尼.凱這樣的他山之石，對於中國足球曠日持久的反腐風暴，似乎沒產生多少借鑒作用。足協開出超級罰單，只不過是在足協以及國家體育總局權限內的罰單；罰單產生過程中，還要和各被罰對象的充分溝通；罰單宣布後，上海申花立即跳出來表示不滿，“取消冠軍可以，罰分罰款怎麼沒先告訴我們，否則就不玩了……”
我們簡直要讚揚中國足協的民主作風。這麼多廳局級單位，恐怕只有中國足協一家，在做出嚴肅的行業管理處罰決定時，對過失一方如此謙和有禮。但你不得不再次對這樣的行業管理機構，或準確地說，這樣的行業主管政府部門，感到失望——但凡還有半點權威聲望，都不至於在處罰過失方時，低三下四如此。上海申花的抗辯如果屬實，那麼處罰過程中，當權者還有欺詐嫌疑。
處罰或輕或重，都不是最重要的。處罰是對未來僥幸者警示，樹立行業案例。從這個角度看，這次罰單的產生過程，比罰單本身更失敗。中國足協及其領導部門，仍然想將足球控制在自己權限內，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問題，殊不知假賭黑之濫觴，已經成為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都承認的體育頭號公害。2月4日歐洲刑警組織宣布對600場比賽展開調查。職業足球最發達，社會法理程度也更高的歐洲尚且如此。
在假賭黑面前，足球如果只依靠行業內的力量，不可能獨善其身，因為足球太受歡迎，牽涉到的利益太大。幾個房地產商，就能讓中超回暖，這既是足球魅力所在，也讓足球更加脆弱。
這樣一個社會產業，沒有社會性的參與、管理和監督，不可能純潔乾淨。足協的罰單，連遮羞布都算不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