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的柳暗花明，以及通過近期一系列陳年舊案的“撥亂反正”得到兌現，比如張氏叔侄冤案、蕭山五青年冤案、聶樹斌相關案件等，中國司法系統還有著糾錯能力，這是值得肯定的良好勢頭，使人對司法公正，社會正義還抱有信心。
但是，唐慧案慘勝之後，我們不能就此慶祝。我們必須追問，為何在中國，個體維權的成本如此之大？ 為何有勞教這樣的制度，對正當的維權進行懲罰？
我們注意到，就在大多數人都在為唐慧的勝訴感到高興時，媒體卻轉入了另一個議題，有人指責，唐慧的行為糅合著一種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農民式狡詐”——通過博取同情獲得更多賠償，欲望無底，陷入偏執。
對此，不妨用村上春樹的一句話來替唐慧“解圍”：每個人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墻的脆弱雞蛋，在高墻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
從人類歷史經驗來看，體製作惡、機構作惡所產生的危害遠甚於個體犯錯。即使唐慧有錯，她的錯可以由她個人的名譽和個人的命運來承擔；而機構作惡，即便是龐大公權力機構的一個小觸角作惡，卻需要無數個體以全部的力量乃至生命去抗爭、去糾正。
而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肯定，在經歷過上訪渠道後，唐慧最終選擇的是通過法治軌道去還自己一個公道。“唐慧們”對司法所留存的信任，也正是中國司法改革希望所在，而唐慧案的審結，應該是新一輪司法改革的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