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的意義在於：法官作出了有利於司法體制進步的判決。這就超越了對一個人、一家人命運的關懷，而對社會進步起到推動作用。當年的孫志剛案間接導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而唐慧案是否會導致勞教制度走向終點？倘若如此，唐慧就不是“慘勝”，法官則不再“為難”，依法辦案的公安幹警也不會受輿論“責難”。
在唐慧一案中，永州勞教委一直堅持的一點就是：依法辦案。問題是所依之法（勞教制度）是不是良法？也許具體辦案幹警沒有責任思考這個問題，但是作為中國法制進程的重大命題，立法機構（人大常委會）則有必要考慮。以唐慧案作為契機，在思想上從 “第一種假設”向“第二種假設”的過渡，是否可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樹立“法制自信”。
海外華人華僑時刻關心有關祖（籍）國的各項改革進程。中國在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今天，行政改革當然沒有滯後的道理。而“假設”中的勞教權力的轉移，將是對司法制度的完善，成為又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進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