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
中產趨向於屌絲，屌絲則不知何去何從，對這兩個階層來說，社會階層已經不是固化的問題，而是普遍在下沉。階層的差距產生生活的隔離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緒的對立，於是仇富心理蔓延，報復和洩憤事件越來越頻繁。但問題是，在美國和歐洲，貧富差距同樣很大，比爾.蓋茨和一個紐約流浪漢之間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且據《人民日報》的說法，美國德國也有拼爹的現象，還有人指出蓋茨與巴菲特也是“富二代”，並非白手起家。但即便如此，並沒有見美國或全世界有人聲討這兩個“富二代”，也很少人拿布什家父子總統的“官二代”現象說事，這是為什麼？
首先，中國的競爭環境極度不公平，競爭還沒開始，就有人已經輸了，有人不戰而勝。這樣的環境下，富者恒為富，官者恒為官，“富二代”和“官二代”主要借助父輩的蔭蔽占盡好處，獲得權力提供的各種利益和機會的“特供”，並試圖複制“三代”和“四代”，其上位和個人的素質關係不大，只要有背景，說你行你就不行也行；而窮者恒為窮，上升的通道堵塞，學習改變不了命運，勤奮改變不了命運，有技術也改變不了命運，花了18年甚至更多的時間，也沒有辦法和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這樣一來，仇富仇官就成了必然。而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裡，家世顯赫可能讓你少走一些彎路，但歸根究底，你的成功是因為你個人的能力在更大的社會範圍得到了檢驗。蓋茨的母親是IBM的董事，但沒有辦法命令全世界人民必須使用微軟視窗操作系統；巴菲特的父親是國會議員，但不可能給他提供股市內部消息；小布什看起來智商不高，但畢竟是美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富二代”“官二代”“窮二代”，但前者不會驕縱，後者不會絕望，社會氛圍也不會到如此劍拔弩張的地步。
其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安全感嚴重不足。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認為，中國五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計劃生育保險）繳納社保一般占到工資的40%，高的達到50%。“全世界沒有其它國家比中國更高，社保繳費負擔非常重。”但就是這麼高的繳費比例，最近有多家媒體報道稱：“連續繳費15年，60歲後每月最低只能領取73元養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標準繳費，最多也只能獲得每月129元的養老金”，中國人享有的社會保障負擔之重，水平之低，由此可見一斑。
從職業的安全感上看，早年的終身雇傭制被妖魔化為“大鍋飯”和國企效率不高的罪魁禍首，在1990年代初的“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中基本被廢除。中國企業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很低，幾乎每個機構，無論是民營還是國有，都是一個個專制的堡壘，老板說一不二，員工低頭哈腰。這樣的社會和工作環境，讓大多數人都處於莫名的焦慮和不安之中，人們對不公不義的容忍程度自然降低了很多，某些時候的情緒化難以避免。
最後，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水平，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還遺留大量封建化和人身依附成分，個體的獨立和尊嚴，在大多數人的價值位階中，是遠遠低於升官發財的，這種情況不僅體現在“富二代”“官二代”身上，表現為他們依賴父母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表現為他們的“衙內”做派；也體現在“窮二代”和“中產二代”身上。這些人往往憎恨腐敗和尋租，但一旦獲得機會上升為“官一代”和“富一代”，卻又毫不猶豫地加入到這一行列中，去製造他們之前痛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顯然，“富二代”“官二代”“中產二代”“窮二代”哪裡都有，但前兩者和後兩者之間隔離和對立的程度之深，恐怕以中國為甚。這背後，是社會優質資源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的殘酷現實，也是權力不受約束的必然結果。要改變現狀，既不是渲染富人的不仁，也不是指責窮人偏執，而是讓富人得到約束，讓窮人得到關懷。而馴服權力，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