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的女孩當時是自願賣淫？永州警方最初是否失職？法院以“強迫賣淫”入罪是否合適？最終量刑是否過重？上述每一道問題，如今再次被翻出來討論。
是唐慧欺騙了人們的同情，還是媒體誤導了大眾？過去幾天裡，網上爭議聲一片，有知識分子因意見分歧而公開斷交。
有評論指出，在輿論視野中“上訪媽媽”唐慧的形象開始分裂，然而回溯唐慧案，不只是唐慧形象分裂，司法部門、媒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都在一一變形。唐慧案，集中折射了近幾年中國“維穩”當頭、司法退步，媒體漸失自持的情況。
唐慧的變形發生在6年的上訪中，《南周》記者柴會群稱，她“抓住了有關部門的七寸”，這點可以理解為她看穿信訪制度的無用以及及官員怕群眾鬧事的心理，因此只要豁出去，敢鬧事，同時創造媒體話題，弱者就有望成為強者，為自己博得司法與經濟利益。所謂“相信上訪”，不如說是“相信鬧事”。
而從最初將樂樂案視作普通治安案件，後將罪名提升；再到以勞教追算唐慧，又在輿論壓力下狼狽的放人，這是司法的變形。最後，近年借由互聯網而開始掌握話語權的媒體，當初將唐慧打造為“偉大的母親”，支持她作為對抗勞教制度的標誌，引導輿論“公審”唐慧勞教案前，恐怕並未將全部疑點呈現給公眾。為了達到撬動體制改革的目的，媒體或公共知識分子有時也並不將客觀、平衡報道視為不可失守的底線。即使在這次《南周》的報道是否就做到公平與平衡，也備受質疑。
這一切，反映了社會原有控制力開始失靈，新的利益博弈群體（訪民、媒體）與話語空間浮現的現狀。當體制只想“維穩”不願改變，新興力量又乘勢奪取空間，底線與程序正義成了被犧牲的對象。何況，弱勢的一方在初嘗權力滋味時，道德水平未必比原來的當權者高尚多少。
從積極的方面想，如果唐慧案的爭議能推進信訪制度的取消與司法獨立性的提升，則是善莫大焉。但我們也必須警覺，以流氓、非正義手段行事，那往往達不到真正的正義。中國近代史上對此不是沒有教訓，中國的弱者與精英，卻常常陷入同樣的誘惑。也許，這是體制太巋然不動的緣故。如果制度導致民眾必須鬧事，其問題才能得到正視，那社會注定不平靜；如果抗爭者都利用制度的弱點漁利，精英容許自己以非正常手段達到正義目的——集體變形的結果，是大家都與公平正義的理想彼岸，漸行漸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