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民生。公報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養老、醫療、退休金等改革都是與李總理主導的新型城鎮化相結合的領域。這是想給來到城市的農民發放福利優惠，以便讓他們成為合法的固定城市居民,同時培養發展成為消費主體的構想，也是為擴大內需市場奠定基礎。公報中還包括為支援中小企業的稅制改革、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等民生對策。
“13體制”改革方案還帶有加緊“01體制”(2001年~2012年)期間放緩的改革步調的意義。揚州大學教授胡立法表示“入世後因出口激增，經濟得到大力發展，不再想要嘗試自我割肉式的改革的痛苦”，“20世紀90年代朱鎔基總理主導的改革在2002年溫家寶總理時期逐漸放緩”。在這一點上，“13體制”與90年代朱鎔基總理領導的“92體制”相似。1991年朱前總理從上海升任至中央政府，大力推進了國有企業、金融改革、撤銷政府規制、消除腐敗等。他堅決地解雇並重新安置了大約5000萬名國有企業員工，同時還表示“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抓捕了一批貪污腐敗的公務員。國有企業和金融改革、行政改革、消除腐敗等也是此次三中全會的核心。“92體制”改革的熱氣算是越過胡錦濤時期發展到習近平-李克強的“13體制”。
專家積極肯定地認為“13體制”改革將會提高民間企業的發展動力。德意志證券在上周發布的報告書中分析稱“未來十多年間，中國民間領域銷售年均將會上升13%(國營企業6%)”，“正在打開民間部門拉動增長的時代”。也就是說，李總理強調的“改革紅利”將會發揮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