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0日電／作為生活在北京的美國講師，我經常聽到“文化差異極大”的道德對話。近來，與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和中國學者共進午餐時，我們就在有關紅包的話題上徹底談崩。
中國人經常互送紅包。在中國，患者家庭給主刀醫生送紅包的做法很普遍。美國人認為這是賄賂，因為此舉意在尋求醫生“偏袒”。中國人回答說：“這正是我們這麼做的目的。”中國人還質問美國人是否有子女：因為父母必定要盡其所能保護子女。這種顯而易見的困惑彰顯兩種文化的架構性道德差異。中國人認為互送紅包是禮尚往來的重要社交（關係），與也被中國人譴責為自私的賄賂無關。大多數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國人這種實用道德倫理。
美國產生的唯一官方哲學正是“實用主義”。在我看來，美國實用主義似乎更“中國”。
在中國，對杜威（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哲學的濃厚興趣正迅速增長，而美國卻截然相反。對杜威作品的翻譯正在華東師範大學進行。最近在北京和上海也有許多杜威哲學研討會。此外，我的中國本科生都聽說過杜威，而我在芝加哥的學生卻沒有。
道德並非從天而降的永恒真理。杜威和實用主義時下在中國的“復興”凸顯一個愈發富裕的階層所信奉的倫理。中國人一直是無神論者，而實用主義與儒家道德規範水乳交融。當我要求我的北京學生解釋中國的實用主義時，我原以為他們會引述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但他們全都追溯至孔子，並提醒我，當孔子被問到怎樣才能最好地侍奉鬼神，孔子答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只有我們先解決了此地的問題，才能擔心超自然領域的事。
我們需要從實用主義哲學考慮中美兩國的道德差異，並探究為何應重振我們（美國）的國家哲學。有關孝順和紅包的行為展現出中國道德倫理的實用主義本質，但這並非僅是“不得已而為之”。疏通社會關係不是自私而是互惠，這可以形成使團體及其成員受益的互惠紐帶。只有當這種行為不能互利或過度才會成為問題。它的錯誤取決於程度，而非本質上就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