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過度投資階段。由統治精英階層主導的投資持續快速增長造成了經濟迅速增長的幻象。然而，由於這種增長是由更加快速的債務增長所支撐的，它最終是不可持續的。
4、第二次自由化階段。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第二次自由化改革，促使社會資本大幅增長，從而創造更多生產活動。這些措施必須包括改變法律結構、具有可執行力的商業法律、改變資本定價和分配的方式，以及其他具有激勵機制的因素。
由於這幾乎必然意味著削弱那些讓精英階層得以權力尋租的政策，這些改革總是很可能遭到強烈抵制，直至債務水平已經高到了緊迫的程度。
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多數改革措施是自由化改革，旨在增加社會資本。在最近的案例中——土地改革、戶籍改革、環境保護、利率自由化、資本分配方面的管理改革、市場定價和取消補貼、私有化等——這些改革有效地將財富從政府和精英階層轉向家庭以及中小企業。
北京必須盡快且有力採取“第二次自由化階段”經濟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重新回到20世紀80年代的“首次自由化階段”的改革式樣。
當然，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應在達到其債務承受能力極限前及早展開自由化改革。政府必須在展開改革的同時，應對那些得益於中國生產力增長受限、以及在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失利的群體的激烈反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