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如此，中國政府為何不採取分權化的管理模式？這條道路在近期內似乎不可行。與前任相比，樓繼偉更願意表達觀點，也更反對開展實質性的分權改革。比如2012年，他在《財經》雜志上發表題為“央地關系重構”的文章，在論及中央地方財政關系時說：“還有一種方向，現在成為潮流，認為中央收入太多，因此應大幅減少中央收入，提高地方收入。……這樣的一個方向意味著在事權不調整的情況下增加地方征稅權。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危險的，是個分裂的體制。”
在樓繼偉2013年接任財政部長前，當時一些接近消息的人士就曾經說樓繼偉是反對分權的，傾向於進一步集中中央的財權和事權；一些財政專家卻持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基於地方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適當的收稅權力，並讓他們切實負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一些學者還認為，即使給地方政府很大的自治權，中央政府也可以有各種手段有效控制地方政府。
在可預見的未來，關於分權和收權的爭論還會繼續。在無法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實現程序上的正義是有必要的。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或可增設一個小組來處理央地財政關系。許多發達國家都設有專門委員會，來處理政府間關系。比如加拿大的第一部長會議（The 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就有此功能。在此會議中，加拿大總理與各省和地區首長開會，討論聯邦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問題。
德國一套類似的制度也值得中國學習。德國的政府間關系比較複雜（特別是東西德合併之後），內部的利益衝突也較大。維系德國政府間關系除了有憲法外，還有類似加拿大的第一部長會議。德國甚至有分領域的會議來解決專項問題，比如基礎教育的服務均等化等。
中國的央地關系小組除了中央部委官員參與外，地方官員也應加入。特別是那些沒有在中央任職經歷的地方省級領導，應被吸納進來，讓他們公開闡述和捍衛地方利益。在公開討論中，非官方人員和學者也應受邀參與討論，同時討論也可向媒體開放。經充分討論，中央政府關於央地財政關系的決策會更有民意基礎。事實上，這樣的公開討論可能一點也不會增加分裂的危險，反而增加融合的可能性。
毛澤東曾說過：“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這就是所謂的既要講“北京話”，又要講“地方話”。一位學者說，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前，許多闡述央地財政關系的文件都會提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遺憾的是，這個提法在過去二十年幾乎不見了。因此，要建立一個制度化的中央和地方互動，程序性公正需要得到及時的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