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0日電／習近平主政以來，曾多次向國內外媒體闡釋中國開展反腐敗的意義、現狀、目標和任務。歸納起來，就是他說的一句話：“要讓我們的幹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明顯，對中國各級官員來說“不敢腐”，是壓力下的畏懼、是被動的自我保護。而要做到“不能腐”則要依靠嚴格的制度限定，要把公職人員的公務活動公務開支與他們的私人活動進行清晰的劃分。
《中國青年報》刊文稱，要令官員們達到“不想腐”的程度，是一個相對長遠的理想的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要達到“不想腐”的境界，只有在“不能腐”的基礎上才能出現。由此可見，先以雷霆之力，把中國官場一度頗為囂張的貪腐之勢狠狠刹住，就可以為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贏得時間，也營造出一個有利的輿論平台和社會氛圍。十八大以來，對腐敗現象的遏止和對腐敗分子實施的高壓，遏制了貪腐之風的蔓延，也使正氣得以抬頭。數十名高級官員落馬，近千名中層官員被查，數萬件貪腐案件曝光……應該說，中央的強力反腐讓官員受到強烈震動，在約束貪腐行為方面頗見成效。
在打貪反腐成績斐然的同時，中國社會的另一種聲音則變得愈加強烈，那就是對建立反腐長效機制的呼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貪腐行為的被揭露，一批身居高位的國務院部委貪腐高官的被曝光，以及諸如山西省省級高官中大比例的違紀貪腐，更觸發了全社會的反思。
山西省在短期內出現的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問題，曾位居全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山西省呂梁市竟先後有5名書記、市長因貪腐受賄丟官下台……這些都足以證明那裡的政治生態，己經糟糕到何種地步！與山西省類似，在四川、河南、廣東所揭露出來的貪腐案件，涉及的眾多官員以及令人瞠目的資金數額，則大大增加了人們對形成制度化反腐的緊迫感。
這些高級官員，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這樣的“大人物”，是怎麼一步步重權在握的？他們在被選拔任用、步步高升的過程中，難道沒有經過甄別、審查和不可缺少的民意測驗與公眾監督嗎？如果有，那麼“漏洞”又出在哪裡呢？此外，手握重權的周、徐二人，在其職位上已有多年，他們不僅收受賄賂，而且還出於私利，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對其行賄的不同級別的官員，包括公安部的正部級官員、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發改委主任等人。這種僅憑一人好惡，就可決定國家支柱部門（公安、司法、軍隊）人事變動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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