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國政府仍有較大的政策空間可以防止經濟下行。1974年日本樓市調整是政策調整的結果。當時日本採取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徵收土地使用稅以及收緊貨幣政策。同樣，目前中國的樓市調整也是政策調整所希望看到的。中國國務院從2011年推出“國八條”以來就對樓市實施收緊的政策。房屋限購令也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央行也一直將中國的利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因此，中國仍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可以防止房地產市場出現“硬著陸”。
整體而言，筆者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前景保持審慎樂觀，但日本樓市崩盤的經驗仍值得中國借鑒。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元被迫升值，貨幣的大幅升值導致資本大量流入，造成了金融市場動蕩，也大幅降低了日本出口的競爭力。
此外，1989年日本央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的時候，樓市的泡沫已經出現，日本央行大幅加息是刺破樓市泡沫的首要原因。從日本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在樓市下行之時，中國政府需要對宏觀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保持謹慎。筆者也認為，中國需要防止過度緊縮，並應該促進有序地去杠杆化。房地產行業的金融風險與其它領域高度相關，特別是影子銀行和信托行業等，因此，只有創造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促進有序去杠杆化，才可以降低樓市下行過程中的宏觀經濟和金融的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