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個側面來看，會議藍天也說明中國人具備“管理空氣”的能力，只是手段方式是否有底綫值得商榷。“臨時管控空氣”為什麼不能變成一個長期的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說：“既然可以為了保障一場運動會而減排，那麼為了居民的健康也應該同樣做到，最需要的還是政府的政治決心。”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也認為：“臨時管控空氣”的成功恰恰證明了，空氣治理並非沒有出路，而是需要制定更長遠的目標，採用更加科學的技術方法，花費更長的時間，需要找到和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方法。”
當然也有人認為，在重大活動、顧及國際影響的情況下，“臨時管控空氣”採用一些非常規手段的辦法難以為繼，我們支付不起。“我們支付不起”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南京青奧會“禁排”期間，離南京160公裡的安徽省合肥市某水泥廠的相關人員就抱怨，廠裡的四條生產綫停工50%，但是限產期間的損失沒有人說誰來賠？
誰來賠？是一個責任方的問題；賠得起，賠不起？是一個經濟問題。當下中國，如果單純用錢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一般都會用錢解決，事實上，霧霾治理與污染企業停產的問題上涉及到的不僅是“污染企業關門”，還涉及到更重要的民生和穩定“大局”。因為環境問題關閉工廠時，除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矛盾之外，還有因工廠關閉產生的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和可能的“群體性事件”問題，這也恰好是地方政府最擔心的問題。
那麼能不能在地方政府在關停工廠時沒有這樣的後顧之憂？
其實，還是錢的問題，更進一步說，是政府是否願意“掏錢”為過去的野蠻發展的經濟模式“買單”？國外成型的經驗是政府制定企業退出援助政策，對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實施援助計劃，同時同步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