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後，新加坡學習熱潮儘管有所降溫，但每到發展遭遇瓶頸的時刻，中國精英階層就會不由自主地轉向新加坡尋求解決之道，像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借鑒新加坡審慎的金融體制，住房改革時借鑒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創建生態文明要學習新加坡的環保與生態發展理念。至於新加坡的清廉和法治，則是中國一直以來羨慕並努力的目標，無論是當前重拳反腐，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在朝著目標邁進。
所謂見賢思齊，看見別人比自己好，產生學習的衝動，這是近代化以來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經常發生的。但到底如何學、學到什麼，卻是一個關係到能否學好的關鍵問題。中國人從近代化歷程中已經領悟一二：器物層面容易引入卻屬於皮毛，制度層面容易嫁接卻未必適用國情，觀念層面雖然抽象但卻屬於精髓。
在學習“新加坡模式”這件事上，工業園、外資、技術、管理也好，公積金制度、金融制度、反腐手腕也罷，這些終究是新加坡這塊土地上結出的果實，是背後的那套理念經歷了與新加坡國情的磨合與融合，經過修正、改進、完善，共同作用才催生了“新加坡模式”。表面上的繁榮與秩序，實際上是威權、民主、法治、人民素質乃至地理位置、國際大環境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地搬用其中一條或幾條，都難以顯效。
這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那個從實際問題出發，從實際利益出發，從現實主義出發，將種種文明理念與本國國情進行創造性融合的那個人，他一生所秉持的那種“whatever works”的哲學（大陸青年學者劉瑜語），這也正是新加坡這個小國在內政外交上表現耀眼的真正資本。所以，中國學習新加坡，不應執念於模式的表象，更應從觀念層面去悟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