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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田徑男子100米半決賽中，中國選手蘇炳添以10秒08的成績無緣決賽。（新華社發） |
中評社香港8月19日電／2016年裡約奧運會已接近尾聲。一如開幕首日人們預測的那樣，以此前兩屆為參照，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成績持續下滑，告別了與美國爭雄的年代，淪為第二梯隊。這一結果對於中國政府正努力推行的體育市場化改革或許是件好事，它為中國體育舉國體制的作用提供了反例，讓改革顯得恰當且必要。
美國《僑報》8月18日載文《奧運成績滑坡 中國打破舉國體制正當時》，文章說，至少在過去10年以來，舉國體制在中國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反對者認為，這種體制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它的基本邏輯就是：把原本應該用於大衆體育的資源，注入極少數頂尖競技選手身上。
通俗地理解，就是圈養少數人，給他們充裕的資源，指望他們可以突飛猛進，在賽場上爭金奪銀。同時，這些比賽成績不但不能推動全民體育素質的提升，，更成為負面因素。因為這種扭曲資源配置帶來的結果是，人為地造成大衆體育資源的短缺。
另一方面，強調體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功能，使體育運動偏離了其本意，忽視了體育文化中必須共同遵守的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體育競技和運動員成為畸形的造物，不僅誘發運動員身份造假和服用禁藥現象，更把體育變成了一部分官僚的政治游戲。
公平而論，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并非一無是處。自1984年中國重返奧運賽場以來，雖然總體成績略有起伏，但直至2008年，一直都處於上升的趨勢。
在國際舞台上，體育一直是各國對外宣傳和提高形象的窗口。在上世紀中國經濟水平不濟的前提下，如果沒有現在遭受批評的舉國體制，以中國體育的普及程度和全民身體素質狀況，不可能在奧運賽場有當時的成績。而恰恰是這些體育成績，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初的歲月中，成為中國對外展示正面形象的渠道之一。更重要的是，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也為中國展示現代、開放的形象加分不少。
舉國體制也并非中國首創，前民主德國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的日本都采用這種體制。這些國家當時面對的形式與80年代的中國類似，急於通過奧運宣傳國家形象，又無法等待全民體育水平的提高。世易時移，他們都適時的退出了這種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