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因素也削弱了這些新興大國對現有國際秩序構成的挑戰。那就是，特朗普勝選之時，這些大國本身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困境。5個所謂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和中國）的增長率從2010年的平均9%降到了2014年的大約4%。投資增長率從2010年的16%降到了2014年的5%。2015年，高盛公司關閉了金磚投資基金，因為該基金比2010年的巔峰時期貶值了88%。
減速的部分原因是農礦產品價格下跌（俄羅斯、巴西和南非受到的衝擊最大），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財政狀況收緊。另一個影響因素是中國正在經歷結構轉型，從出口驅動型經濟體轉向依賴國內消費的經濟體。
正如世界銀行去年1月份指出的那樣，其他因素包括產能下降、股市和貨幣波動、債務負擔加重。例如，在南非，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8年的不到28%增加到了2015年的超過50%。巴西和印度的債務水平都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0%。
因此，這些新興大國不太可能通過協同行動從全球自由主義秩序危機中撈取好處。相反，這些公認的挑戰者即便不向現有秩序提供更多支持，至少也會加以維系。盡管中國對全球化的看法摒棄了自由主義的政治價值觀，但在特朗普政府接管華盛頓之際，該國也許還是會幫助緩解國際不確定性。（作者阿米塔夫•阿查裡雅系華盛頓特區美國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