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脫責的還有食藥監部門。食藥監部門并非行政不作為，劉洪濱推銷的醫藥產品曾屢上黑名單，在河南、安徽、河北等地被多次查處。但這些假藥在一些城市倒下，迅速又換個“馬甲”在另一些城市崛起。監管部門如何建立起常態化、動態化的監管機制，提高執法敏銳度；如何建立共享的信息網和協同機制避免各地監管部門各自為戰，使假藥游擊戰失靈，這都是在當前環境中，監管部門必須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同樣是對待醫療虛假廣告，美國用重典的做法值得中國監管部門借鑒。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在1997年通過了《面向消費者的廣告行業指導》，其中規定藥品廣告必須對可能出現的所有副作用做出詳盡的說明，如果廣告誤導病人用藥，甚至危害公衆安全，藥企很可能會面臨天價的罰單。在美國，不乏因廣告宣傳不當而被罰得傾家蕩產的制藥企業。藥企默克公司曾因為沒有在一款止痛藥的宣傳中提及可能提高心臟病發作幾率，遭遇數百起訴訟，其中一起訴訟就讓默克公司賠了2000萬美元。葛蘭素史克曾被罰款30億美元，原因就是它不當宣傳其抗抑鬱藥鹽酸帕羅西汀可以用於未滿18歲的病人，以及沒有報告治療糖尿病的藥物文迪雅的安全數據。這是有史以來制藥行業被罰款的最高紀錄。而美國對廣告播出平台的監管同樣嚴格，2011年穀歌曾因被控幫騙子公司賣假藥，遭罰款5億美元。
魏則西之死曾推動了網絡推廣和搜索引擎監管的收緊，而“百變神醫”的走紅則有可能吹響加強醫藥廣告監管的號角。只有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從源頭斬斷假藥背後的利益鏈，才能讓“虛假醫藥廣告表演藝術家”絕跡於江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