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焦慮源於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一些新生代父母不再以追求分數為單一目標，但如何為孩子選擇一條合適的發展道路，家庭財力是否能够支撑自己的選擇，依舊令他們備感焦慮。一方面是人們接受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現實中并不豐富的選擇，讓年輕一代家長如坐針氈。清華附小的小學生用大數據分析蘇軾，讓家長們看到了兼顧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可能，但想躋身這樣優質的公立學校，要買得起昂貴的學區房才行；一些私立學校教育理念非常先進，硬件也高大上，但伴隨而來的是一年20萬元以上的學費。
事實上，從更大的層面看，教育焦慮是整個社會焦慮感的一種投射：草根群體擔心上升通道被阻塞，寄希望於子女“更進一步”；中等收入人群追求自身價值實現已然力不從心，孩子更是“輸不起”；富裕群體煩惱於財富傳承，擔心未來的“不確定性”。這樣的焦慮之下，孩子和家長在某種程度上都成了“犧牲品”：孩子們早早被剝奪了戶外瘋跑、挖沙和泥的快樂，轉戰於各個課堂之中。至於揠苗助長的後果，多半是後勁不足，“贏了起點輸了終點”；家長們則付出了真金白銀和大把陪讀時間，據統計，中國近半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40%以上。
而破解教育焦慮，不可指望畢其功於一役，需要頂層設計者思考到底什麼是教育，什麼才是有利於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該怎麼定義教育。也需要教育系統、學校、家庭、社會的合力配合，課程改革、教師培訓、家長教育、社會引導等各個環節，缺一不可。 |
